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理论与经验总结

作者:赵利群 原成成时间:2021-01-08 09:45:46  来源:视界观  阅读次数:63次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美两国制度性话语权变迁对比研究”(17MLC002);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研究”(JCYJ201835);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JCYJ201836 

 

作者简介:赵利群1983-),男,江苏沛县人,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讲师、博士

原成成,男,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授

 

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理论与经验总结

赵利群  原成成

 

(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要:反贫困问题作为一个多元化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家学者予以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的关注后脱贫时代关于贫困的重点论述作为理论和实践成果,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呈现,对顺利完成扶贫攻坚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辨析主观贫困与客观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贫困的理论与识别,厘清了贫困的本质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分析了贫困的成因。以期在重点解决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的决胜时刻,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更为系统的价值与理论前瞻

关键词:贫困;扶贫;脱贫

 

一、理论和实践基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是计划在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反贫困问题作为一个多元化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被予以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的关注。例如,印度的扶贫计划方案主要分为工资就业计划、自雇计划、粮食安全计划、社会保障计划、城市扶贫计划等项目。巴西的农村扶贫项目则采取了综合社会和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社区一级的贫困问题。摩洛哥社会重点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协助政府实施增加贫困人口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战略,加强社会保障,为贫困人口参与经济生产活动创造新的机遇。由此可见,世界诸多国家对于扶贫工作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也为我国扶贫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例如,贫困问题研究专家郎特里(B. Rowntree)早在100多年前,从学术层面将贫穷分为“初级贫穷”“次级贫穷”,开创了对世界贫困问题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应用社会科学研究。国际知名学者在经济学领域,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 Rodan)认为国际上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要想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应采取在能源、交通、电力、信息化建设等不同领域投入大量资金的方式来稳步推进国民经济增长,从而达到彻底消除贫困的目的。国际经济领域知名学者缪尔达尔(Myrdal)认为,导致中国人民生活贫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企业资本稀缺,资本的形成不足,收入分配管理制度不合理。他提出国家应该通过教育制度、土地关系、权力关系等变革来实现人民收入的均等,同时他还提出通过优势地区的率先发展脱贫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的观点。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则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个人的素质水平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人力资本的极度缺乏是导致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在现代经济中,只有不断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综合技能等才能促进其国家和地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罗格纳·纳克斯指出彻底根除国家或地区贫困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加大基础投资的力度以推动当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经济发展。37】

二、贫困认识论

(一)贫困的本质

贫困有一个较为广泛的定义,即:作为社会生产最小生活单元的个人或家庭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低于社会所设定的最低物质生活水平,这种状态就被称为贫困。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迁,人们对作为某种不理想状态的贫困的理解有了范式层面上的巨大改观,贫困所涵盖的意蕴不断扩张,而有关贫困的研究亦从物质匮乏、收入低下不断转向基于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因素比较。

首先,在贫困理论中,能力理论相对比较成熟,并可被视为对于传统贫困发生/定义逻辑的追本溯源。作为其中典型的代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贫困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基本的“可行能力”被剥削,而并非仅仅是作为结果和表现的“收入低下”。其次,能力贫困理论向多维贫困理论地转化可谓水到渠成,作为一种对“原因之原因”的考虑,多维贫困理论认为对医疗和教育等资源的占有及对其价值的实现、物质资源收益/劳动价值的分配、就业/从业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与状态、社会奖惩机制(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公共政策)等,都会按其丰裕程度对参与其中并受其影响的人带来能力上的影响。正是这些要素,一旦匮乏则会削弱甚至剥夺人的能力,进而导致贫困。与之相呼应,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提出了社会排斥理论,主要涉及相对主流社会群体而言较为边缘化(残疾人、少数族裔、亚文化群体),或因某些原因同主流社会群体产生断裂的弱势人群(失业者),认为这些人由于贫困机会基本的学习能力,无法平等地获得公共资源,享有公民权利,将能力的匮乏进一步归因至社会排斥的层面而基于社会经济环境综合因素比较的多维理论中,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相对剥夺”的角度来定义贫困,将贫困定义拓展至“平权”的维度,即是否拥有并可实现常规社会生活中平均水平的权利。胡鞍钢等在此基础之上引入人类发展能力,将贫困划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以及知识贫困,认为收入低下更多由人类发展能力不足导致,即同知识资产及知识与信息的获得能力匮乏息息相关。

至此,客观贫困的概念趋于完善,主观贫困的概念亦呼之欲出:家庭赋能、资源禀赋、自然及社会环境(包括公共基础设施)、货币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环境、就业市场等客观环境构成了贫困生成的基础甚至客观事实,在此之上,对当前生活贫困与否的主观评价都由其导致。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过这样的描述:“作为出席会议的需要,一个人应该拥有一件亚麻衬衫。”缺乏这件亚麻衬衫对御寒来说并不会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在“出席会议”这一典型社交场景中,文化赋予了其特殊的意义,而能否对这种特殊意义进行适当的回应影响了自身对于贫困与否的判断。综上所述,对于贫困的定义完成了从收入到福利、从能力到多维的拓展,实现了物质层面上客观贫困向精神层面上主观贫困的延伸,即:贫困不单单涉及为现实的窘迫,亦包含为权利的缺失,更与心理的失衡相互作用。

在贫困识别方面,森坚持认为绝对贫困的存在是客观的,而相对贫困只是对绝对贫困的补充。而汤森则认为要从福利需求多样化的角度出发,将生活形态指标进行赋权,而不是仅仅关注生存和收入两种基本的状态。为了更好地识别贫困,应该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核心,简化出一套剥夺指标,以货币对齐进行评估,之后结合社会生活平均水平算出最终的剥夺指数,作为判断是否贫困的依据。与之相对照,陈宗胜根据农村绝对与相对贫困变动,基于度量贫困的现实需要,提出应在“绝对贫困线”之外设定一个作为补充标尺的“相对贫困线”。进一步,由于个体特性所导致的个体对当前生活的幸福指数、满意程度和自我贫困的认知并不会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天然改善,所以国外许多学者更加倾向于通过评估社会经济福利损失程度来测量贫困,认为相较于客观贫困,主观贫困更加值得关注。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随着贫困治理的不断推进,中国贫困问题呈现出新特点,权利差距显著高于收入差距,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成为贫困的主要方面。当代贫困治理对贫困本质的理解以绝对贫困为主,相对贫困为辅,融合了物质匮乏、能力剥夺及社会排斥三个方面,强调了公平、公正,参与、透明,达到了系统性、历史性和辨证性的统一,体现了为政者脚踏实地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贫困的成因

关于贫困的成因学术界有三类看法,分为劳动异化论(制度剥削论),环境资源禀赋论(包含人文历史环境)和能力开发论,可以从历史、国内和国际三个层面来进行梳理。

如同对贫困本质的研究那样,对贫困成因的研究也有其层次性和过程性,制度层面上的分析最早可追述到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正可谓是“制度性贫困”,正如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的那样:无产阶级处于普遍的贫困之中。雇佣劳动者更成为了“最贫困的商品” 认为基于剥削与被剥削的“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唯一目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可避免地提高必然带来诸如相对过剩人口失业或半失业等常态化问题,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困的产生因此,无产阶级贫困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变的定律,而对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之求索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肇始于劳动之异化,而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劳动异化的根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地证明了一个观点:一切的财富,无论它以产品还是商品的形式存在,归根结底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并且能以劳动作为最终衡量标准的。其价值结构为生产资料转移价值(C)加上劳动力价值(V)再加余价值(M)。后两部分为财富的新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劳动者,只获得了其劳动力的价格,即相当于劳动力价值(V)的那一部分。劳动者所辛勤创造的剩余价值(M),则被少数资本所有者共同剥削并且瓜分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承受压迫,在财富分配中承受剥削。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重大贡献,当然,马克思并非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他同时也将自然或历史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这对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人们的贫富程度,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间作横向比较的时候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纵向比较的时候,环境与历史同样是重要的参照因素。

宏观层面上,有学者在贫困概念基础上论述了深度贫困的内涵及其成因,强调了深度贫困的对象是三类“地”和三种“人”,重点列举了“地”、“人”和“业”。从深度贫困区、深度贫困县和深度贫困村三个空间尺度上,将地区、社会、经济三个层面的因素分别进行了分析,提出应该把重点关注放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地区上,甄别其社会发育和文明程度,结合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贫困成因的综合溯源。贫困在这里被理解为 “人”“业”“地”之间不协调、不耦合的过程与状态,而“人”“业”“地”维度上的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深度贫困相互“叠加”,进而陷入持续极端贫困、严重贫困状态,即生成深度贫困,并具有贫困程度“深”,持续时间“长”,贫困维度“广”的特点。与之密切关联的则是“低水平生存性均”,也称为“贫困陷阱”。它是主体性贫困陷阱、经济性贫困陷阱和空间性贫困陷阱相互叠加、彼此强化的结果,由低物质供给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两方面内容构成,通过反复的反馈和再生过程将贫困者锁定其中。即:临界点之下的贫困加贫困文化等于贫困陷阱。从“人业地”三个维度层面来看,贫困陷阱具有多维性和综合性;“人业地”三个维度上的深度贫困相互反馈与再生并互构耦合,使各自向仅能维持低水平生存性均衡的临界值趋近,具有极强的“顽固性”。具体而言,表现为:“人”的方面不仅生计资本、可行能力低,而且价值认同也存在巨大问题;“业”的方面缺乏自然、市场和社会互通,竞争力不强、少有包容性、对外界不开放;“地”的方面则是缺乏适当的开发与利用,集中表现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微观层面上,有两个挑战严峻异常:一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依然有少数人群因为特殊原因自我脱贫能力匮乏,陷入“顽固性”贫困;二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相当一部分的贫困户对政府的直接帮助形成了心理依赖,失去了依靠自身努力脱贫的意志和能力,难以摆脱“贫困陷阱”。

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验证了一个观点:农村经济发展首要地受到资本匮乏的制约,财政金融支持能够帮助传统农业省级,带来农村经济发展并减少贫困。但是,农村金融存在着一些无法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对贫困的持续负有相当的责任。林万龙等发现,金融政策上的区域性差异和结果上“精英俘获”机制反而加大了农村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李倩更发现贫困地区群众对保险的认识、认同及应用能力上的差别带来了差异性的结果。同样,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缺乏物质资本,而是缺少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国家层面上的重视。与之相对应,南希·伯索尔(Nancy Birdsall指出,财政不会因为教育和医疗方面公共社会支出增加而负担加重,相反,人力资本的积累却能够产生高效的减贫效应并实现经济增长。杨娟、张林秀、王春超等及其团队对贫困成因持有相辅相成的观点:教育是收入差距及其代际流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不平等导致人力资本不平等,使代内和代际间的收入不平等得以强化,进而加剧教育资源分布本身的不平等,如此循环,成为当前贫困发生的重要成因。现如今,同贫困相关的教育问题主要包括:对教育驱动下的扶贫认识不到位,行为被动且主观能动性低;基础教育尤其在农村还存在问题;经济较落后地区应用教育处于较低层次,联合育人机制不健全、方法不完备。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是贫困发生的另一个原因,颜媛媛等发现自费医疗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取代了合作医疗的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医疗制度变化使得因病返贫或致贫现象不断出现。更多学者】【认为在缺乏合理二次分配的情况下,严峻的贫富差距通常与经济增长相伴,即在缺乏科学、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情况下,无视公平原则的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加严重的贫困。刘易斯、伍山林、林万龙、张林秀、陈有华、宋林和姚树洁等人重点论述了特定时期贫困生成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偏向、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农产品流通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地区的贫困。劳动力的非农转化、农地产权的确权与流通、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都有较大的影响,而其中一些非包容性的城镇化模式更催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至于连片特困地区,童中贤、陈艾、胡勇等提出个体内生致贫因素、脆弱性和抗逆力、区域差异性与边缘化、外来“输血”适应性不强与内生“造血”能力不足等是其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源。除此之外,连片特困区绝大多数是生态重点保护地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

当代贫困治理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紧密结合国情,深刻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城乡发展等各种变化,提出了贫困形成原因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所谓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与此同时,结合了时代特征,综合了新阶段的新情况、做到了有的放矢,从系统论角度出发结合了贫困治理实践、形成了对贫困成因的总体性看法,他认为,贫穷不是由单一因素,环境、主体、制度、文化都会带来贫困的生成,是各种要素耦合的结果。最后,结合了技术变迁,将国际社会的新变化纳入了考虑的范围,立足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推动构建共生共赢的更为公正公平的国际发展环境。

三、贫困治理的条件与实现方式

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把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是是关于人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有过重点论述,包含着共同富裕的思想,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更高级社会形态,直到列宁才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存在贫困。基于此,毛泽东对全体人民如何走向共同富裕做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而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共同的富裕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当代,则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逻辑起点,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扶贫工作应“人民为中心”进行发展人民美好生活作为目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同以“资本”为逻辑起点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根本区别所在,同时保证了公平和效率,是生产力提高的保障,从而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

(一)贫困治理的条件

建国伊始,泽东就提出共同富裕要靠大力发展生产力,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深入到人民群众内部中国取得了最为显著的减贫成就,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先进制度保障了中国减贫事业的发展进步。当代贫困治理思想注重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坚持扶贫必须根植于科学的价值理念,抓住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扶志六个方面。其中,创新强调问题导向,要求调研基础上求突破,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协同强调教育多维共建,要求基层组织建设、农民增收、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义务教育水平提升形成多方合力;绿色强调风光长宜放眼量,要求生态保护结合扶贫搬迁,生态修复协同生产力发展;开放强调交流沟通,要求不但借鉴进来,还要分享出去;共享强调有效的制度安排,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为脱贫贡献力量;扶志强调脱贫贵在立志。有学者认为,在当代贫困治理思想中,摆脱贫困要以发展为总纲,切实强化工作管理体制创新,以精准施策为核心,构建出社会合力格局,以民族地区为主战场打好攻坚战。并要将其中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发展”、“包容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价值理念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价值遵循。反复强调的“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指明了全面脱贫攻坚方向,扶志是前提,是激发内生动力的路径;扶智是根本策略,是造血功能的基础。在其贫困治理方略中,健康扶贫是抓手,生态扶贫是裨益,教育扶贫是重点,跨越贫困陷阱是稳定剂,精准扶贫是核心要义。而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实践是其最大的有利条件。

(二)贫困治理的方法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贫困治理方法论主要有资源扶贫论、制度扶贫论、均衡发展论和区域发展论。不管是以“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投资并形成资本”为主要论点的美国罗格纳·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还是认为资源人口配比决定能否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美国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抑或强调人力资本投入的美国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扶贫理论”都属于资源扶贫论。而通过国家工程营造进行的“以工代赈”,通过国家政策保障的福利国家”都属于制度扶贫论。由国家政权出面,干预社会经济发展并对其进行宏观调控,以此在过程中消除贫困的做法都属于均衡发展论。根据不同地区、原因不同、需求各异贫困状况实施合理的救助方式,或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提升,都属于区域发展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即劳动和利益的“异化”造成的,只有“剥夺者被剥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建立起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制度并扩大社会财富,才有可能实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也只有这样,才能摈除剥削的根基并消除贫困。但他们真正的落脚点依然在生产力发展之上,认为无产阶级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依然必须将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作为目的,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列宁在承认劳动异化带来劳动者普遍贫困的前提下,更强调发展和物质条件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只是先决条件,而消除贫困是一个更具体的过程。

在健康扶贫视野下,要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满足疾病型贫困人口的主导性需求,为尽快改善卫生服务在贫困地区的条件,切断的“病态停滞贫困”的根源。在生态扶贫视野下,必须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和过程性,政府要肩负主导责任,把公众参与、自力更生纳入多元治理体系,借助人民群众和企业的力量,在尊重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生态修复的补偿机制。教育扶贫是“富国富人也富自己”的增量逻辑,要对接市场、融合产教,加强教育对人力资源提升的推动更有学者认为,发展教育与均衡发展、社会公平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生产发展和教育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要突出教育在“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和“五个一批”工程中的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在跨越贫困陷阱视野下,有学者撰文指出,“威权发展模式”是发挥“超常之力”实现跨越的有效制度保障,是打破贫困陷阱顽固性、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效应的必要条件。认为在《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要“集中力量攻关,万众一心克难”,并且提出八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其中的“超常之力”是贫困陷阱综合性治理的动力源泉,综合性治理主要包括权能强化、市场重构和空间优化及其相互组合,具体举措则是“五个一批”及其组合,提出应当实施强有力的权能干预;实施市场重构策略,搭建一个运行良好的平台,借以实现区域交换功能并完成内部主体生计资本的有效转化,抑或形成能为扶贫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的市场体系;采取多种形式,中断持续性弱势积累过程。并提出贫困陷阱的形成原因具有复杂性,是多重贫困陷阱相互“叠加”形成,任一维度的贫困陷阱均能迟滞深度贫困区域的整体发展。故在跨越贫困陷阱的过程中,不能仅从某个单一层面进行“靶向干预”,更多的情境下需要“三管齐下”,协同推进,实现整体跨越。

四、结语

二战结束以来,贫困始终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各国人民的发展与生活。贫困问题作为人民发展与生活的最大掣肘,它也是人权问题,而且是首当其冲的人权问题。贫困威胁了人类生存与尊严的基础,而消除它则是人类的共同愿望。由是而论,做好扶贫工作不但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大计,还关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牵涉到我国国际形象,蕴涵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更是关涉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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