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杂文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作者:时间:2010-06-06 02:33:29  来源:  阅读次数:785次 ]
论文关键词:鲁迅  杂文  传播  创作  语言  思维
  论文摘要:杂文创作,几乎倾注了鲁迅先生的大部分心血。鲁迅先生的杂文对现代传媒中各种评论文体的出现和影响,对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的结合可谓影响深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鲁迅先生创作后期,他倾注了大部分心血于杂文创作中,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名字是与他的杂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中,引起最大争议的同样也是他的杂文。从其生前直到现当代,对他的杂文的肯定与赞赏、否定与嘲讽就从未停止过。尽管一些文学评论家或读过鲁迅先生杂文的读者曾无数次地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就连他本人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击时弊的杂文“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事实却是难以回避的,即鲁迅先生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问题的中国人所钟爱。鲁迅先生的杂文在现当代仍是中国社会中活生生的“存在”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它的每一次最新发表,仍能给读者一个针对当前现实而写的感觉。读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觉和发现,可谓常读常新。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可以发现它在现当代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的杂文对现代传播中各种评论性文体的出现和影响,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以及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结合可谓影响至深。
  l  鲁迅杂文对现代传播的意义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杂文,总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 ·自由谈》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由地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传媒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也就更加触及和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杂文与“现在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杂文“魁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对此,鲁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儿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种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  。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 中团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弓”,更是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有人甚至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 ,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历史文献。
  2 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 ’的规定 ,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 ,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 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 自由。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 的、散文的、绘  的,以至音乐的… …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3 鲁迅杂文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运用
  与其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极富创造力的。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鲁迅是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旬、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荚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敛。同时,鲁迅杂文的语青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讲青对思想的束缚,用以达到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映、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在鲁迅杂文中,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有时他又随意乱用词语,例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只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了”:这是“庄词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这是中(英语)、文(言)、白(话)词语对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这是“雅俗杂用”;“诗人”坐在“金的坦克车”上“凯旋”,“教育家 ”在“酒杯问”“谋害”学生,“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老鼠“飘忽”地走着,那态度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这都是有意的词语配合不当;“好像失去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远‘国’下去一样”:以名词作动词用,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于予蔑问之。
  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凌曾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嗡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这更是一种“戏仿”,将对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
所有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设计,而是笔到之处,自然流出;待写到兴会淋漓时,就更是无拘无忌地将诸多不相谐的语言顺手拈米,为“我”所用。请看“即使连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低与马其顿乎?——外国也有的!”(《外国也有》)“今年,我竟发现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Yes,就是这个”(《公理之所在》)“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不过是要给人……‘破颜一笑’,…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奇怪(三)》)。这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们所看到 的是他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 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的挣扎。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鲁迅的叛逆性与异质性。
  4 鲁迅杂文对习惯思维的挑战
  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也足非规范化的,他常遨游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采取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里,当谈到嵇康、阮籍,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时,但鲁迅却依据当时人们所谓的“崇奉礼教”,其实就是借以自利,进而提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继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潜意识里)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有人著文大加谴责,以为他不该“错杀党人”。鲁迅却提出“异议”,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鲁迅杂文的这些分析、论断,常对读者的习惯性思维构成一种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与说服力。由于鲁迅的杂文往往具有某种实验性与先锋式,读者对鲁迅杂文的接受,必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以至由衷叹服的过程。
  鲁迅的杂文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或想象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他总是在“行”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这在鲁迅杂文里,几乎是俯拾皆是,从而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基本联想或想象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小品文的危机》);“批评家”砍杀杂文的立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屁眼(《商贾的批评》);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新药》);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隐士》);庄严的“现代史 ”与骗人的“变戏法”(《现代史》)等。在鲁迅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 ”(之人、之物)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这其实揭示了更大的真实,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贵者”)越是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迫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
  鲁迅联想力或想象力对习惯思维挑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历史(过去)”与“现实(现在)”联系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他一再谈到,“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要预知令夫人日后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驰,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尽管在理性层面,鲁迅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信奉着历史进化论,但他直接感受(感觉)到的他的心理与情感体验到的,真正刻骨铭心的,却是这老巾国时间的停滞,历史的循环与过去的重来。正是这历史的鬼魂与现实的活人的“循环叠合”才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另一个基本的联想或想象模式。所以,在鲁迅的杂文中,历史上杀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与现实中屠戮革命青年的蒋介石之间,魏晋时代爱礼教而反礼教的嵇、阮与国民党清党后避而不谈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真正信徒之间,引起种种联想是十分自然的。而当鲁迅在打着“新艺术”的旗号的北京大学学生中看到了“旧道德”的重现时,他便找到了最好的杂文题材。后来,在他的笔下,不断地出现:“新式青年与桐城谬种 ’或 ‘选学妖孽’的喽罗 ”(《重三感旧》),“提倡白话”的战士与“念出古字来嘲笑后进青年”的教授(《“感旧”以后(下)》),“洋服青年”“拜佛”这一类的意象重叠。如果说前一类“把彼此不相干的事情牵连在一起”的联想给人以荒诞之感 ,那么,这类“新与旧、历史与现实重合”的联想,就让人感到绝望。这与人们所喜好的种种乐观主义的豪言相比,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也是一种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信念规范的“怪”。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 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鲁 迅.鲁迅全集(第 6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 迅.鲁迅全集(第 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鲁 迅.鲁迅全集(第 3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鲁 迅.鲁迅全集(第 8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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