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围城》的语言艺术
作者:时间:2010-06-06 02:33:28 来源:百度文库 阅读次数:1685次 ]
论文关键词：《围城》 语言艺术 移 广度 深度 讽刺效果 局限性
论文摘要：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涵盖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当然，“移”为小说带来强烈的讽刺效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局限性。
钱钟书是一座“文化昆仑”（舒展语），上山取宝，各有各的手眼。钱学包含了文辞、文章、文学、文艺、文明与文化，古今总揽，中西打通，博大精深，为各门学科提供了各需所能。后学疏浅，高山仰止，从“钱学”中读中国语文的智慧与知识，我也只能“以管窥天”，仅从《围城》这部著作中，谈谈我对其中语言“移”艺术的一些思考。所谓“取一勺饮”，这也是钱钟书“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的开放性学术精神所包含的。
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概括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 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钱钟书的理想心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
一、“移”的广度
《围城》中“移”的广度，主要体现在“移”的种类和形式的多样性上，以下是对文中“移”类型的大致归纳和简要分析。
1、移就
《辞海》中“移就”定义为：“甲乙两项相连就把原属于形容甲事物的修饰语移到属于乙上”。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语言现象，也是词语搭配的创造性运用，在《围城》中笔者暂且总结出以下三种类型，例如：
辛楣和李梅亭吃了几颗疲乏的花生，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本地的教育机关去了。P100
柔嘉打了个面积一方寸的呵欠。P169
李梅亭想不到他会这样无抵抗，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 。p32
例一中移人于物，此类“移就”又称“移用”。疲乏的花生米，冷淡的清茶，全是两人心态的透露，“花生茶”是物，“悲哀冷淡”是人的七情之一，虽在写物，实在写俩人旅途中的疲软。例二则为移物于物。“呵欠”是无形无状，作者却故意写成有形之物，以“面积一方寸”加以形容，极言呵欠之大方，鸿渐在发表了长篇议论时，柔嘉只打呵欠，也暗暗讽刺了先前柔嘉对鸿渐的良苦用心。例三移人于人。“一拳打空”本指一个人的动作，“惊慌”则为一个人的心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讽刺了这一类定要在言语中占优势而又失败无趣的形象。
2、移觉
“移觉”在修辞上又称“通感”。《庄子·人世间》“夫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为通感提供了哲学基础，因钱钟书一篇《通感》［2］的文章而正式被纳入修辞学的新成员，钱钟书认为“六根互为用”，所谓“感受之共产”，在围城中移觉的运用也俯拾即是，体现在视觉、嗅觉、听觉等方面的打通与交通。如：
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P90
心里想这真是法国新回的女人，把巴黎大菜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 P33
有时候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得，细得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不知怎的要过一个峰尖，又降落安稳下来。P82
例一中属视觉移植，又冷又黑的红烧肉为眼前所见联想到红人倒运，那半熟不熟的既是肥肉，更是对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红人的讽刺。例二属嗅觉移植，这臭味如交响曲把人熏得反胃体现得淋漓尽致。例三属听觉移植，这是形容鸿渐鼾声的一段，听觉转为眼前之景，形象可感，让人不得不惊叹于转移之妙。
3、移时
《修辞通鉴》中“移时” 定义为：“把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以明显的时空错位，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3］《围城》中的移时体现得尤为鲜明，其中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使读着纵横百阖，驰骋于文化天空。例：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生为苏小姐取的外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的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语里的“坟墓”（tombeau）p3
例句中鲍小姐简短的一句加以精辟的议论，古今跨越东西，贯通中西。称苏小姐为苏东坡的妹妹，造成特殊的语言情态，从而苏小姐的形象让人感觉滑稽可笑，加以法语使语言更加生动有味，从而强化了苏小姐并非真正才女这一语意 。
4、移序
这里所称的“移序”就是调整语序，即“为了表达上的需要，将前文中的词或语速的顺序做适当调整，组成新的词，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情趣”。汉语没有明显的形态上的变化，因此语序的转换成了汉语中的最重要的语法手段。［4］在分析沈太太皮肉下垂像“圆壳的行军热水袋”时，有学者评价得很有特色，称她年龄不大，正是“徐娘半老”［5］，就是典型地运用了移序。如：
好几个拿介绍信来见的人，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高松年自己在一个小国里读过,知道往往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讲不来外国话借此学学。P114
“讲学”意味着“有学问的人公开教授自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很高水平的学术行为，而“学讲”意味着“学习讲话属于最底层的言语行为”。语序上的差异导致了语义上的高低差别，而语义上的变化与合理思维产生偏离于是诙谐而生，表面上语序的转移，却深刻地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自吹自擂的丑陋形象。
5、移义
在汉语中，词语具有多义性，特定的词语环境限定多义词只能实现特定的某一意义。《围城》中巧妙地利用了语言环境的不同，使得一词的意义不露痕迹的转为另一意义，给人一种错觉之感，造成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如：
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P178
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道通畅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大脑中停留。P138
“中立”一词的拆分新解，深刻而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丑陋行径。而“精通”取“穿过”之意，幽默真实地刻画了高松年自耳朵进从嘴里出，不动声色地对学识浅薄而又自命不凡的高松年进行有力的抨击。
6、移码
所谓“码”即“语码”，广义上是指人们在交际中采用任何符号语言，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笔者所指的“移码”是指在同一部作品中语法的转换，也就是指“两种或多种语法成分在文中的并置”。［6］例 ：
但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写下去，里面说什么：“昨天承示扇头一诗，适意有所激，见名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有时取决，必实未安。叨在知爱，或勿深责 。”p45
苏小姐胜利的微笑低声说：“embrass-moi！” p56
正如方鸿渐所想的，用文言文比现代文妥当，词意简约含混，是文过是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在文中夹杂一段文言文足见方鸿渐的迂腐，极大地讽刺了他撒谎的本领以及想到唐小姐会欣赏时，他那欣欣然的丑态。当然在《围城》中不仅有一段式的移植也有一词式的移植；不但有文言文的加入更有法语英语的嵌入。一词式移码显得文章灵活多变而外文又不会有文言那么生分，有白话那样容易讨人亲热，只有英语允许人坦白的讲“我亲爱的”“你的极虔诚的”。第二句中苏小姐用法文表现了她大家闺秀的形象，即使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还是说不出“吻我”二字。有意的移码避免了肉麻及一些社会的尴尬。
二、“移”的深度
世界是无限丰富和千变万化的，人的感觉也是如此，这就为人的感觉转移的深度提供了可能。《围城》中大幅度突破人类习惯性思维，通过语言或语言创造的意向挖掘事物的深隐特点。以下通过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谈谈《围城》中语言转移的深度。
1、对相邻而又不同经验的感觉转移。
世界上的事物，人们关于世界上的经验都是互相联系的，绝对不相关联的经验可以说是不存在。两个经验之间的距离愈远，差别愈大，区分越容易；而两个经验距离愈近，差别愈小，区分越难。而《围城》中，钱钟书善于对邻近的感觉经验进行游刃有余的切分与剥离，从而做到恰如其分的感觉上的转移。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起：
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P28
他想这是唐小姐还自己的，将来跟他细细算账，微笑从心底泡沫似的浮上脸来，痛也忘了。P32
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P41
这都是写“笑”，且都是“微笑”，笑是一种肌体感觉，没有实体，作为一种感觉能够表现出来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将各种“微笑”的界限明显的区分开来，那真叫困难。这里作者巧妙运用比喻，使其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第一种，那是方鸿渐对恋人的思恋，表现出心中的无比欢喜，其微笑余音绕梁，三日未绝。第二种，微笑可“浮”在脸上，是方鸿渐心中的自慰，也暗示了方唐两人的关系如泡沫似的最终虚无。第三种是假意的微笑，讽刺了曹元朗那“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的 “高见”。
2、对前后相邻而又相近的经验在情感和情绪上的转移。
对于在某种情感和情绪上的变化，距离近，差异小，有时很容易被忽视，而这种细微的转移最能体现作者感觉的敏锐以及思想的深度。例如：
他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上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P17
这是方鸿渐回国后，面对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的现实，觉得自己渺小，懦弱的感情变化之景。整个景色从“动——静——动”，从“天——地——天”地移动变化，正是方鸿渐心灵感情起伏的体现，“热闹”的满天繁星表明内心的杂乱，而月亮渐渐地可烘托风景则表现了主人公心中渐渐趋于平静而突然又觉得羞涩难以见人。而后“小虫”“蛙群”琐琐屑屑又增添了心中的烦躁，漂泊不定的心灵觉得此时的萤火虫也在“漂浮”，“夏夜中微绿的小眼睛”又使方鸿渐在绝望的阴黑中又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简短的一句在景物描写上的转移将心情的微妙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
三、《围城》的“移”所体现的讽刺效果及其局限性
钱钟书著作中讽刺的笔法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用，他就如同一个魔法师用其魔笔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人事、心理、心态绘就了一张丰富而又博大的讽刺画面，又以其特有的功力使已有的图形与色彩相互转移，从而渗透、形成了广、深、俏、奇的独特风采。其在短篇小说《灵感》中解释作家学到成功的秘诀是“深知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的原因的时候说：“只有学生，这些有头脑而尚无思想喜欢听演讲，容易崇拜伟大，充满少年维特的而非奇特的烦恼的大孩子，才肯买书，订阅新杂志。”在这里“维特”与“奇特”一字的转移，根据语义将其组合到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而《围城》中运用语言移动技巧，更是形成了一幅比沈从文《八骏图》更为荒诞的知识分子群落图。在这里有“方头钢笔”苏文纨；“局部的真理”鲍小姐；“寒暑表”方鸿渐；“空心大萝卜”赵辛梅；“老科学家”高松年……小说通过对人物外貌、心理、生平履历，行为方式用其极强的想像力加以移植，对其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讽刺，在前文中评“移”之广度和深度中便可得知，在此不再赘述。
在读《围城》时，我们一方面为《围城》语言“移”的艺术所折服，然而一方面又觉得它缺少了些什么，至少没有《红楼梦》的浑茫感。笔者认为主要是这个转移艺术是以作者的视觉在审视小说中的人物，而真正移动的地方却忽略了，前文中的各种移动从未与小说主人公移叠在一起，并没有与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相融。正如《围城》所绘就的这张画缺少了与所有图形相融的底色，从而拉开了读者与人物及其情节的距离。 另外，《围城》中的有些联想的转移似乎过量，从而影响了整个画面所要表达的效果。如：描写一个不足两岁的孩子说到“一个算不得人的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他的相貌是“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对于一个未足世事的小孩，应该是天真无邪，什么都不懂，联想到不是人、害相思病确实有些讽刺过了头，从而缺乏画面的真实与协调感。再如，鸿渐突然觉得“在这种家庭空气里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好比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想到有鬼”。《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没有一丝爱国之情，战争发生了置之不理不大可能，即便行动上没有，在心里上也应该有所触动，这种写法我认为有些不合逻辑。
不过，总体而言，这种缺少及过度的转移艺术的局限还是有限的，对整个《围城》中心意向影响不大。
四、影响语言移艺术的主观因素
钱钟书是一个不能以现代科技范式来规范的智者，在这个讲究分工明晰，思维条块分割的科学时代，他有一个另类的思维，通过“移”艺术将自己各种思想表现得游刃有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他三个方面的主观因素有关。
首先，钱钟书有一种自由审美的风度。钱钟书似乎站在围城外看围城，正如他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然而走得出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钱钟书站在这个高度自由地洞悉人世间的一切，从人世婚姻中看到围城似的婚姻观；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离，看到孤独者的围城心境，于是使其作品上通于神而下达于人世间。
其次，他拥有智慧与学识的广度。钱钟书在国学西学外语方面无不精通，国学中经、史、子集，西学中的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无所不及，在外语方面除了精通英法外，还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等等，因此在《围城》中文字便可达到东西贯通，包罗万象。而在社科院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钟书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7］。这话笔者认为不妥，在钱钟书丰富的知识背后无不灌注着浩瀚的思想与哲人的智慧，如“围城”之喻，“人的缺点与猴子尾巴”之喻，无不表现出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及极高的智慧。“一切自传都是别传”［8］，《围城》中对哲学尤为瞧不起，实际上正表现了钱钟书无不受庄子、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大师的影响。
另外，也是钱钟书深刻人文情怀的再现。从《围城》我所看到的男女平等来说，正是因为他生活中也拥有这种情怀。钱钟书一生只有一个女儿，他曾认真地对杨降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在小说中多次体现了这种思想。如，移用西班牙谚语：“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9］。他还借用方鸿渐之口转述自己的观点：“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可是已是这样的显著，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的新名词。”
“钱钟书的文本是超越简单文类语体的天人文本”，［10］在《围城》中，本文仅从语言转移的角度窥破九牛中的一毛。从语言转移的深度和广度中，我不得不折服于这位语言大师的锋芒与涵养、散漫与严谨、肆端与博综、精细与宏观的语言技巧。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随你怎么把作品奉献给别人作品总是自己的。 ”［11］《围城》是一座语言宝库，它有待于更多的读者来“取一勺饮”，来发现更多的奥秘。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6页。
［2］钱钟书：《通感》，《文学评论》， 1961年第1期。
［3］成伟军：《修辞通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4］张雁：《围城语言陌生化实现途径》，《齐鲁学刊》，2007年第３期。
［5］钱华：《〈围城〉语言修辞初探》，《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1期。
［6］刘江：《〈围城〉中语法转换的语用顺用分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7］王永照：《对话的余思》，《随笔》，1900年第5期。
［8］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
［9］杨降：《记钱钟书与〈围城〉》，《围城》附录，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1页。
［10］吕嘉健：《论钱钟书文体》，《钱钟书研究集刊》冯之祥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119页。
［11］钱钟书 ：《围城》序，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论文摘要：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涵盖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当然，“移”为小说带来强烈的讽刺效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局限性。
钱钟书是一座“文化昆仑”（舒展语），上山取宝，各有各的手眼。钱学包含了文辞、文章、文学、文艺、文明与文化，古今总揽，中西打通，博大精深，为各门学科提供了各需所能。后学疏浅，高山仰止，从“钱学”中读中国语文的智慧与知识，我也只能“以管窥天”，仅从《围城》这部著作中，谈谈我对其中语言“移”艺术的一些思考。所谓“取一勺饮”，这也是钱钟书“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的开放性学术精神所包含的。
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概括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 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钱钟书的理想心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
一、“移”的广度
《围城》中“移”的广度，主要体现在“移”的种类和形式的多样性上，以下是对文中“移”类型的大致归纳和简要分析。
1、移就
《辞海》中“移就”定义为：“甲乙两项相连就把原属于形容甲事物的修饰语移到属于乙上”。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语言现象，也是词语搭配的创造性运用，在《围城》中笔者暂且总结出以下三种类型，例如：
辛楣和李梅亭吃了几颗疲乏的花生，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本地的教育机关去了。P100
柔嘉打了个面积一方寸的呵欠。P169
李梅亭想不到他会这样无抵抗，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 。p32
例一中移人于物，此类“移就”又称“移用”。疲乏的花生米，冷淡的清茶，全是两人心态的透露，“花生茶”是物，“悲哀冷淡”是人的七情之一，虽在写物，实在写俩人旅途中的疲软。例二则为移物于物。“呵欠”是无形无状，作者却故意写成有形之物，以“面积一方寸”加以形容，极言呵欠之大方，鸿渐在发表了长篇议论时，柔嘉只打呵欠，也暗暗讽刺了先前柔嘉对鸿渐的良苦用心。例三移人于人。“一拳打空”本指一个人的动作，“惊慌”则为一个人的心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讽刺了这一类定要在言语中占优势而又失败无趣的形象。
2、移觉
“移觉”在修辞上又称“通感”。《庄子·人世间》“夫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为通感提供了哲学基础，因钱钟书一篇《通感》［2］的文章而正式被纳入修辞学的新成员，钱钟书认为“六根互为用”，所谓“感受之共产”，在围城中移觉的运用也俯拾即是，体现在视觉、嗅觉、听觉等方面的打通与交通。如：
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P90
心里想这真是法国新回的女人，把巴黎大菜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 P33
有时候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得，细得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不知怎的要过一个峰尖，又降落安稳下来。P82
例一中属视觉移植，又冷又黑的红烧肉为眼前所见联想到红人倒运，那半熟不熟的既是肥肉，更是对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红人的讽刺。例二属嗅觉移植，这臭味如交响曲把人熏得反胃体现得淋漓尽致。例三属听觉移植，这是形容鸿渐鼾声的一段，听觉转为眼前之景，形象可感，让人不得不惊叹于转移之妙。
3、移时
《修辞通鉴》中“移时” 定义为：“把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以明显的时空错位，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3］《围城》中的移时体现得尤为鲜明，其中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使读着纵横百阖，驰骋于文化天空。例：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生为苏小姐取的外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的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语里的“坟墓”（tombeau）p3
例句中鲍小姐简短的一句加以精辟的议论，古今跨越东西，贯通中西。称苏小姐为苏东坡的妹妹，造成特殊的语言情态，从而苏小姐的形象让人感觉滑稽可笑，加以法语使语言更加生动有味，从而强化了苏小姐并非真正才女这一语意 。
4、移序
这里所称的“移序”就是调整语序，即“为了表达上的需要，将前文中的词或语速的顺序做适当调整，组成新的词，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情趣”。汉语没有明显的形态上的变化，因此语序的转换成了汉语中的最重要的语法手段。［4］在分析沈太太皮肉下垂像“圆壳的行军热水袋”时，有学者评价得很有特色，称她年龄不大，正是“徐娘半老”［5］，就是典型地运用了移序。如：
好几个拿介绍信来见的人，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高松年自己在一个小国里读过,知道往往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讲不来外国话借此学学。P114
“讲学”意味着“有学问的人公开教授自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很高水平的学术行为，而“学讲”意味着“学习讲话属于最底层的言语行为”。语序上的差异导致了语义上的高低差别，而语义上的变化与合理思维产生偏离于是诙谐而生，表面上语序的转移，却深刻地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自吹自擂的丑陋形象。
5、移义
在汉语中，词语具有多义性，特定的词语环境限定多义词只能实现特定的某一意义。《围城》中巧妙地利用了语言环境的不同，使得一词的意义不露痕迹的转为另一意义，给人一种错觉之感，造成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如：
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P178
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道通畅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大脑中停留。P138
“中立”一词的拆分新解，深刻而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丑陋行径。而“精通”取“穿过”之意，幽默真实地刻画了高松年自耳朵进从嘴里出，不动声色地对学识浅薄而又自命不凡的高松年进行有力的抨击。
6、移码
所谓“码”即“语码”，广义上是指人们在交际中采用任何符号语言，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笔者所指的“移码”是指在同一部作品中语法的转换，也就是指“两种或多种语法成分在文中的并置”。［6］例 ：
但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写下去，里面说什么：“昨天承示扇头一诗，适意有所激，见名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有时取决，必实未安。叨在知爱，或勿深责 。”p45
苏小姐胜利的微笑低声说：“embrass-moi！” p56
正如方鸿渐所想的，用文言文比现代文妥当，词意简约含混，是文过是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在文中夹杂一段文言文足见方鸿渐的迂腐，极大地讽刺了他撒谎的本领以及想到唐小姐会欣赏时，他那欣欣然的丑态。当然在《围城》中不仅有一段式的移植也有一词式的移植；不但有文言文的加入更有法语英语的嵌入。一词式移码显得文章灵活多变而外文又不会有文言那么生分，有白话那样容易讨人亲热，只有英语允许人坦白的讲“我亲爱的”“你的极虔诚的”。第二句中苏小姐用法文表现了她大家闺秀的形象，即使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还是说不出“吻我”二字。有意的移码避免了肉麻及一些社会的尴尬。
二、“移”的深度
世界是无限丰富和千变万化的，人的感觉也是如此，这就为人的感觉转移的深度提供了可能。《围城》中大幅度突破人类习惯性思维，通过语言或语言创造的意向挖掘事物的深隐特点。以下通过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谈谈《围城》中语言转移的深度。
1、对相邻而又不同经验的感觉转移。
世界上的事物，人们关于世界上的经验都是互相联系的，绝对不相关联的经验可以说是不存在。两个经验之间的距离愈远，差别愈大，区分越容易；而两个经验距离愈近，差别愈小，区分越难。而《围城》中，钱钟书善于对邻近的感觉经验进行游刃有余的切分与剥离，从而做到恰如其分的感觉上的转移。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起：
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P28
他想这是唐小姐还自己的，将来跟他细细算账，微笑从心底泡沫似的浮上脸来，痛也忘了。P32
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P41
这都是写“笑”，且都是“微笑”，笑是一种肌体感觉，没有实体，作为一种感觉能够表现出来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将各种“微笑”的界限明显的区分开来，那真叫困难。这里作者巧妙运用比喻，使其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第一种，那是方鸿渐对恋人的思恋，表现出心中的无比欢喜，其微笑余音绕梁，三日未绝。第二种，微笑可“浮”在脸上，是方鸿渐心中的自慰，也暗示了方唐两人的关系如泡沫似的最终虚无。第三种是假意的微笑，讽刺了曹元朗那“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的 “高见”。
2、对前后相邻而又相近的经验在情感和情绪上的转移。
对于在某种情感和情绪上的变化，距离近，差异小，有时很容易被忽视，而这种细微的转移最能体现作者感觉的敏锐以及思想的深度。例如：
他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上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P17
这是方鸿渐回国后，面对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的现实，觉得自己渺小，懦弱的感情变化之景。整个景色从“动——静——动”，从“天——地——天”地移动变化，正是方鸿渐心灵感情起伏的体现，“热闹”的满天繁星表明内心的杂乱，而月亮渐渐地可烘托风景则表现了主人公心中渐渐趋于平静而突然又觉得羞涩难以见人。而后“小虫”“蛙群”琐琐屑屑又增添了心中的烦躁，漂泊不定的心灵觉得此时的萤火虫也在“漂浮”，“夏夜中微绿的小眼睛”又使方鸿渐在绝望的阴黑中又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简短的一句在景物描写上的转移将心情的微妙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
三、《围城》的“移”所体现的讽刺效果及其局限性
钱钟书著作中讽刺的笔法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用，他就如同一个魔法师用其魔笔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人事、心理、心态绘就了一张丰富而又博大的讽刺画面，又以其特有的功力使已有的图形与色彩相互转移，从而渗透、形成了广、深、俏、奇的独特风采。其在短篇小说《灵感》中解释作家学到成功的秘诀是“深知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的原因的时候说：“只有学生，这些有头脑而尚无思想喜欢听演讲，容易崇拜伟大，充满少年维特的而非奇特的烦恼的大孩子，才肯买书，订阅新杂志。”在这里“维特”与“奇特”一字的转移，根据语义将其组合到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而《围城》中运用语言移动技巧，更是形成了一幅比沈从文《八骏图》更为荒诞的知识分子群落图。在这里有“方头钢笔”苏文纨；“局部的真理”鲍小姐；“寒暑表”方鸿渐；“空心大萝卜”赵辛梅；“老科学家”高松年……小说通过对人物外貌、心理、生平履历，行为方式用其极强的想像力加以移植，对其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讽刺，在前文中评“移”之广度和深度中便可得知，在此不再赘述。
在读《围城》时，我们一方面为《围城》语言“移”的艺术所折服，然而一方面又觉得它缺少了些什么，至少没有《红楼梦》的浑茫感。笔者认为主要是这个转移艺术是以作者的视觉在审视小说中的人物，而真正移动的地方却忽略了，前文中的各种移动从未与小说主人公移叠在一起，并没有与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相融。正如《围城》所绘就的这张画缺少了与所有图形相融的底色，从而拉开了读者与人物及其情节的距离。 另外，《围城》中的有些联想的转移似乎过量，从而影响了整个画面所要表达的效果。如：描写一个不足两岁的孩子说到“一个算不得人的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他的相貌是“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对于一个未足世事的小孩，应该是天真无邪，什么都不懂，联想到不是人、害相思病确实有些讽刺过了头，从而缺乏画面的真实与协调感。再如，鸿渐突然觉得“在这种家庭空气里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好比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想到有鬼”。《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没有一丝爱国之情，战争发生了置之不理不大可能，即便行动上没有，在心里上也应该有所触动，这种写法我认为有些不合逻辑。
不过，总体而言，这种缺少及过度的转移艺术的局限还是有限的，对整个《围城》中心意向影响不大。
四、影响语言移艺术的主观因素
钱钟书是一个不能以现代科技范式来规范的智者，在这个讲究分工明晰，思维条块分割的科学时代，他有一个另类的思维，通过“移”艺术将自己各种思想表现得游刃有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他三个方面的主观因素有关。
首先，钱钟书有一种自由审美的风度。钱钟书似乎站在围城外看围城，正如他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然而走得出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钱钟书站在这个高度自由地洞悉人世间的一切，从人世婚姻中看到围城似的婚姻观；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离，看到孤独者的围城心境，于是使其作品上通于神而下达于人世间。
其次，他拥有智慧与学识的广度。钱钟书在国学西学外语方面无不精通，国学中经、史、子集，西学中的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无所不及，在外语方面除了精通英法外，还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等等，因此在《围城》中文字便可达到东西贯通，包罗万象。而在社科院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钟书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7］。这话笔者认为不妥，在钱钟书丰富的知识背后无不灌注着浩瀚的思想与哲人的智慧，如“围城”之喻，“人的缺点与猴子尾巴”之喻，无不表现出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及极高的智慧。“一切自传都是别传”［8］，《围城》中对哲学尤为瞧不起，实际上正表现了钱钟书无不受庄子、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大师的影响。
另外，也是钱钟书深刻人文情怀的再现。从《围城》我所看到的男女平等来说，正是因为他生活中也拥有这种情怀。钱钟书一生只有一个女儿，他曾认真地对杨降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在小说中多次体现了这种思想。如，移用西班牙谚语：“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9］。他还借用方鸿渐之口转述自己的观点：“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可是已是这样的显著，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的新名词。”
“钱钟书的文本是超越简单文类语体的天人文本”，［10］在《围城》中，本文仅从语言转移的角度窥破九牛中的一毛。从语言转移的深度和广度中，我不得不折服于这位语言大师的锋芒与涵养、散漫与严谨、肆端与博综、精细与宏观的语言技巧。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随你怎么把作品奉献给别人作品总是自己的。 ”［11］《围城》是一座语言宝库，它有待于更多的读者来“取一勺饮”，来发现更多的奥秘。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6页。
［2］钱钟书：《通感》，《文学评论》， 1961年第1期。
［3］成伟军：《修辞通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4］张雁：《围城语言陌生化实现途径》，《齐鲁学刊》，2007年第３期。
［5］钱华：《〈围城〉语言修辞初探》，《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1期。
［6］刘江：《〈围城〉中语法转换的语用顺用分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7］王永照：《对话的余思》，《随笔》，1900年第5期。
［8］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
［9］杨降：《记钱钟书与〈围城〉》，《围城》附录，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1页。
［10］吕嘉健：《论钱钟书文体》，《钱钟书研究集刊》冯之祥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119页。
［11］钱钟书 ：《围城》序，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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