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送别”原始意蕴探赜
作者:时间:2010-06-06 02:33:16 来源:百度文库 阅读次数:1092次 ]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送别形式。每至行人远离，送行者往往折柳相送以表惜别之情祝福之意。这种独特的送别方式在文人墨客中颇为流行，为原本落寞惆怅凄凉伤感的离别场面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
一般认为“折柳送别”发端于西周初期，而《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则被视为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到了汉代,“折柳送别”渐成风气，记录汉代京师长安社会生活的《三辅黄图》云：“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1]据程大昌《雍录》载：“汉世凡东出函关，必自灞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为别”。 “折柳送别”有固定的送别地点及具体的折柳内涵，标志着这一送别形式的定型与成熟。到了唐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和边疆战争频繁，普通庶民为追求功名，或远离家乡以文求仕，或远赴边塞建功立业，“折柳送别”之风大盛，成为时人送行饯别的主要方式，所谓“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者，应为离别多 ”。[2]多情浪漫的唐代诗人将其作为诗歌中的特定意象，引诗入词反复吟咏。权德舆《送陆太祝》诗：“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孤独及《官渡柳歌》：“ 远客折杨柳，依依两含情。” 同时，情感表达也从抒发离别之苦拓展到了表现离别双方的相思之痛。王建《宫中调笑》：“杨柳，杨柳，日暮白沙渡口。船头江水茫茫，商人少妇断肠。肠断，肠断，鹧鸪夜飞失伴。”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无领长相思，折段杨柳枝。”
那么古人为什么会采用这么一种别具一格的送行方式，“折柳送别”的原始意蕴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历来不乏其人，然终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其一，礼俗说。有人从古代的丧葬礼俗中加以解释，认为古人用柳来制作丧车丧具，是借用柳的再生功能，表现了活着的人对逝者生命再生的企盼和愿望。再由“死别”转向“生离”，柳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远行或亲友分离时，寄托生命长在、生命平安这一类朴素愿望的吉祥物。[3]
其二，生命说。有人从生物学角度予以阐述，杨柳易活，生命力旺盛，以柳入诗，寄寓祝福，希望远行之人能很快适应异乡的水土，健康地生活。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的人群中，一切顺遂。正如清朝褚人获在《坚瓠广集》卷四中提出：“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这一说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味。
其三，文化传承说。有人认为最早的渊源应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古诗。这诗句来自《诗经》，而且是名句，读书人人人熟悉，“杨柳依依”表达了战士出征前怀家恋土的离情别绪，为后来的的送别诗奠定了文化基调，《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其深广的文化传承作用是不容怀疑的，古人作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当然来自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折柳送别”实际是一种文化传承。
其四，介之推说。有人认为“折柳”、“插柳”源于寒食节习俗，南北朝时期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记载：“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家家户户门前插柳，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大臣介之推的。据说他力保国君重耳出逃19年，割股作汤，忠心耿耿。后来重耳作了国君他却被遗忘了，他与老母在绵山自耕自织为生，最后被大火烧死在山中的枯柳树下。人们插柳，是怀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早在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就有“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的记载，折柳便有了纪念、怀念之意，成为后世“折柳送别”之滥觞。
其五，谐音说。有人从音韵学方面给予解释，认为古人注重谐音表意，“柳者，留也”，柳及相关无的这种谐音便易于成为表达情感的媒介。折柳相送，是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况且那随风飘舞千丝万缕的柳枝与 “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是何等吻合，柳丝飘荡与游子飘泊的情状又何其相似,以柳相送，自然是合情合景。
其五，信仰说。现代学者追溯出 “折柳送别”的起源乃是蕴涵着“树神崇拜，生殖信仰” [4]的观念，认为柳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就有祛邪扶正的神异力量，是被推崇敬奉的神树，同时也是生殖重版的象征，后来逐渐演化为了送别形式。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丰富发展了“折柳送别”的文化内涵，却使得这一送别形式的原始意蕴愈加变的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笔者认为，任何习俗的产生形成都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那个时期人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正如郭于华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文中所说，“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追根溯源， “折柳送别”的起源亦应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因此认为：“折柳送别”滥觞于西周初期的“禁烟改火”制度，源自古人对火的崇拜，是现实生活在习俗中的具体反映。
众所周知，火在人类进程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它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增强了人类的体质，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时，火所酿成的巨大灾难，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极大损害，又使古人对火产生一种畏惧之感，这种既敬且惧的复杂心理表现在生活上就出现了对火的崇拜和用火的禁忌。
周人尚赤重火，于此尤甚。据专家考证，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周人是以火星作为示时星象，安排生产和生活的。那时候，天上的火星和人间的火，被想象为有着某种神秘关系。每当仲春时节火星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仪式之一便是熄灭去年薪火相传下来的全部旧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为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起点，其名目叫做“改火”。 《论语·阳货》“钻燧改火”[5]讲的就是此事。
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火，这是当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礼·秋官·司煊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 在周代时还专设官职，名曰司爟氏，是主持火禁的官，负责仲春的改火，他摇着木铎通知人们熄火，三天后再给人们带来新火。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古代钻木取火讲究四季要用不同的木。《论语集解》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 [6]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木。而春季正是将士出征游子远行的多发时节，将用于改火后的柳枝新火赐于行人以避祸祈福保留火种，方便征人生活，温暖游子身躯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为了保证火种不致半道熄灭，就须折柳相送，以备路途不时之需。这应是“折柳送别”的原始起源。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火的认识日趋理性客观，钻木取火保留火种已非生活必需，那么对火的崇拜保留火种的原始意蕴就逐渐淡化。后人沿用了其送别的意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折柳送别” 的习俗。并且对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98论文网 www.lw1998.com )
我们这么讲并不是主观臆断空穴来风。赠火的古老传统即使在唐宋仍留有余绪。韩翊“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7]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王朝赐火的情况。据唐末李绰《辇下岁时记》载：“清明日取榆柳枝火以赐近臣。”《宋朝事实类苑》亦有记载：“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我们注意到其中赐火的时间与材质同西周时期的“禁烟改火”完全吻合。“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也充分证明赐火之说并非笔者妄加揣测实乃古亦有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只不过此时赐火的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变化，赐火已成为统治者的特权，是封建贵族独享的殊荣，一般的平头百姓则与之无缘。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源出一辙，但其社会功用却大相径庭。
赠火之说还这可从汉族《商伯盗火》的神话中得到佐证。据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记载：“商伯将要从天上来人间的时候，心想：这一次如果还不能把火种带下凡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指望了。 当时，他就把一根蒿绳点着，悄悄地藏在衣服下面，冒着危险，把火种带到世上来。”
保存火种不仅是宗教的需要也是生活的需要。在西南地区，不仅少数民族这样，居住在偏僻地区的汉族同胞，也有保存火种的习惯。他们主要以柴草为燃料，几乎每家人的灶膛里，都保存有火种，主要方法是在用火以后，把木柴燃烧后变成火红的木炭，用灶膛内炽热的余灰掩盖起来，保持阴燃。在第二天用火时，拨开掩盖的余灰，加上柴草就生火了。如果熄灭了，就到邻居家去借火。直到现在，就是在一些城镇仍然使用煤炉的居民家中，尽管已有火柴、打火机等随时可用的火源，但他们在每天晚上用火完毕，把煤炉内的煤球或煤饼加足，然后盖上铁板，关上风门，使其阴燃。第二天早晨开炉就可以用火了。这不能不说是先民保存火种的一种遗风。
综上所述，“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同出于西周，且选用的材质亦有雷同之处，其中的联系似乎很难用“巧合”一词解释的通的。而且从“折柳送别”习俗的产生发展轨迹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生活需要到情感寄托表现的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人类认知水平的。
参考文献：
[1]曹瑞娟、商光锋.“折柳”与送别诗词中的杨柳意象.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J].2006.4.
[2]王之焕.送别.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3]刘蕊杏.“折柳赠别”民俗考略.安顺学院学报[J].2007.1.
[4]李亚军.“折柳送别”解.阴山学刊[J].2006年04期.
[5]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裘锡奎.寒食与改火[A].二十世纪中国问世考据文录[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7]韩翊.寒食.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一般认为“折柳送别”发端于西周初期，而《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则被视为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到了汉代,“折柳送别”渐成风气，记录汉代京师长安社会生活的《三辅黄图》云：“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1]据程大昌《雍录》载：“汉世凡东出函关，必自灞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为别”。 “折柳送别”有固定的送别地点及具体的折柳内涵，标志着这一送别形式的定型与成熟。到了唐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和边疆战争频繁，普通庶民为追求功名，或远离家乡以文求仕，或远赴边塞建功立业，“折柳送别”之风大盛，成为时人送行饯别的主要方式，所谓“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者，应为离别多 ”。[2]多情浪漫的唐代诗人将其作为诗歌中的特定意象，引诗入词反复吟咏。权德舆《送陆太祝》诗：“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孤独及《官渡柳歌》：“ 远客折杨柳，依依两含情。” 同时，情感表达也从抒发离别之苦拓展到了表现离别双方的相思之痛。王建《宫中调笑》：“杨柳，杨柳，日暮白沙渡口。船头江水茫茫，商人少妇断肠。肠断，肠断，鹧鸪夜飞失伴。”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无领长相思，折段杨柳枝。”
那么古人为什么会采用这么一种别具一格的送行方式，“折柳送别”的原始意蕴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历来不乏其人，然终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其一，礼俗说。有人从古代的丧葬礼俗中加以解释，认为古人用柳来制作丧车丧具，是借用柳的再生功能，表现了活着的人对逝者生命再生的企盼和愿望。再由“死别”转向“生离”，柳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远行或亲友分离时，寄托生命长在、生命平安这一类朴素愿望的吉祥物。[3]
其二，生命说。有人从生物学角度予以阐述，杨柳易活，生命力旺盛，以柳入诗，寄寓祝福，希望远行之人能很快适应异乡的水土，健康地生活。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的人群中，一切顺遂。正如清朝褚人获在《坚瓠广集》卷四中提出：“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这一说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味。
其三，文化传承说。有人认为最早的渊源应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古诗。这诗句来自《诗经》，而且是名句，读书人人人熟悉，“杨柳依依”表达了战士出征前怀家恋土的离情别绪，为后来的的送别诗奠定了文化基调，《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其深广的文化传承作用是不容怀疑的，古人作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当然来自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折柳送别”实际是一种文化传承。
其四，介之推说。有人认为“折柳”、“插柳”源于寒食节习俗，南北朝时期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记载：“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家家户户门前插柳，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大臣介之推的。据说他力保国君重耳出逃19年，割股作汤，忠心耿耿。后来重耳作了国君他却被遗忘了，他与老母在绵山自耕自织为生，最后被大火烧死在山中的枯柳树下。人们插柳，是怀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早在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就有“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的记载，折柳便有了纪念、怀念之意，成为后世“折柳送别”之滥觞。
其五，谐音说。有人从音韵学方面给予解释，认为古人注重谐音表意，“柳者，留也”，柳及相关无的这种谐音便易于成为表达情感的媒介。折柳相送，是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况且那随风飘舞千丝万缕的柳枝与 “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是何等吻合，柳丝飘荡与游子飘泊的情状又何其相似,以柳相送，自然是合情合景。
其五，信仰说。现代学者追溯出 “折柳送别”的起源乃是蕴涵着“树神崇拜，生殖信仰” [4]的观念，认为柳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就有祛邪扶正的神异力量，是被推崇敬奉的神树，同时也是生殖重版的象征，后来逐渐演化为了送别形式。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丰富发展了“折柳送别”的文化内涵，却使得这一送别形式的原始意蕴愈加变的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笔者认为，任何习俗的产生形成都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那个时期人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正如郭于华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文中所说，“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追根溯源， “折柳送别”的起源亦应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因此认为：“折柳送别”滥觞于西周初期的“禁烟改火”制度，源自古人对火的崇拜，是现实生活在习俗中的具体反映。
众所周知，火在人类进程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它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增强了人类的体质，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时，火所酿成的巨大灾难，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极大损害，又使古人对火产生一种畏惧之感，这种既敬且惧的复杂心理表现在生活上就出现了对火的崇拜和用火的禁忌。
周人尚赤重火，于此尤甚。据专家考证，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周人是以火星作为示时星象，安排生产和生活的。那时候，天上的火星和人间的火，被想象为有着某种神秘关系。每当仲春时节火星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仪式之一便是熄灭去年薪火相传下来的全部旧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为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起点，其名目叫做“改火”。 《论语·阳货》“钻燧改火”[5]讲的就是此事。
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火，这是当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礼·秋官·司煊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 在周代时还专设官职，名曰司爟氏，是主持火禁的官，负责仲春的改火，他摇着木铎通知人们熄火，三天后再给人们带来新火。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古代钻木取火讲究四季要用不同的木。《论语集解》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 [6]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木。而春季正是将士出征游子远行的多发时节，将用于改火后的柳枝新火赐于行人以避祸祈福保留火种，方便征人生活，温暖游子身躯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为了保证火种不致半道熄灭，就须折柳相送，以备路途不时之需。这应是“折柳送别”的原始起源。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火的认识日趋理性客观，钻木取火保留火种已非生活必需，那么对火的崇拜保留火种的原始意蕴就逐渐淡化。后人沿用了其送别的意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折柳送别” 的习俗。并且对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98论文网 www.lw1998.com )
我们这么讲并不是主观臆断空穴来风。赠火的古老传统即使在唐宋仍留有余绪。韩翊“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7]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王朝赐火的情况。据唐末李绰《辇下岁时记》载：“清明日取榆柳枝火以赐近臣。”《宋朝事实类苑》亦有记载：“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我们注意到其中赐火的时间与材质同西周时期的“禁烟改火”完全吻合。“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也充分证明赐火之说并非笔者妄加揣测实乃古亦有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只不过此时赐火的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变化，赐火已成为统治者的特权，是封建贵族独享的殊荣，一般的平头百姓则与之无缘。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源出一辙，但其社会功用却大相径庭。
赠火之说还这可从汉族《商伯盗火》的神话中得到佐证。据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记载：“商伯将要从天上来人间的时候，心想：这一次如果还不能把火种带下凡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指望了。 当时，他就把一根蒿绳点着，悄悄地藏在衣服下面，冒着危险，把火种带到世上来。”
保存火种不仅是宗教的需要也是生活的需要。在西南地区，不仅少数民族这样，居住在偏僻地区的汉族同胞，也有保存火种的习惯。他们主要以柴草为燃料，几乎每家人的灶膛里，都保存有火种，主要方法是在用火以后，把木柴燃烧后变成火红的木炭，用灶膛内炽热的余灰掩盖起来，保持阴燃。在第二天用火时，拨开掩盖的余灰，加上柴草就生火了。如果熄灭了，就到邻居家去借火。直到现在，就是在一些城镇仍然使用煤炉的居民家中，尽管已有火柴、打火机等随时可用的火源，但他们在每天晚上用火完毕，把煤炉内的煤球或煤饼加足，然后盖上铁板，关上风门，使其阴燃。第二天早晨开炉就可以用火了。这不能不说是先民保存火种的一种遗风。
综上所述，“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同出于西周，且选用的材质亦有雷同之处，其中的联系似乎很难用“巧合”一词解释的通的。而且从“折柳送别”习俗的产生发展轨迹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生活需要到情感寄托表现的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人类认知水平的。
参考文献：
[1]曹瑞娟、商光锋.“折柳”与送别诗词中的杨柳意象.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J].2006.4.
[2]王之焕.送别.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3]刘蕊杏.“折柳赠别”民俗考略.安顺学院学报[J].2007.1.
[4]李亚军.“折柳送别”解.阴山学刊[J].2006年04期.
[5]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裘锡奎.寒食与改火[A].二十世纪中国问世考据文录[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7]韩翊.寒食.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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