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毒时期疫情信息获取对大学生防疫观念的影响研究——以广州高校大学生为例

流行病毒时期疫情信息获取对大学生防疫观念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高校大学生为例

 蔡若彤 周思慧 李岚 陈舒敏 马启伟 陈淑琳

（华南师范大，广东，汕头 515100）

摘要：2019年底，我国流行型病毒爆发，疫情信息开始呈井喷状爆发，人们对相关信息的需求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信息来源、渠道和内容的多样性增加了人们在短时间内准确筛选所需信息的难度。本研究关注疫情信息获取对防疫观念的影响，希望对疫情事件中的信息效能进行科学反思，并为在公共安全事件中提高人们的观念意识提供参考和建议。研究结果发现信息获取多样性对观念影响无显著影响，信息获取效率对大学生观念形成影响程度最大。

关键词：流行病毒 信息获取 防疫观念 媒介素养

一、 引言

2019年年底流行病毒爆发以来，相关信息呈井喷状爆发，人们对相关信息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信息的质量甚至真实性参差不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防疫观念的形成。以90后、00后为主的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的一代，是网络参与的最活跃人群（施芸卿，2014），习惯于借助各类网络社交平台获取和共享各类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大学生对外界的看法及作出的决策。相比之下，作为“网络移民”一代的中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能力普遍弱于大学生。意识主导理念, 理念主导行为（王胜超，2004）。对疫情状况、防疫工作的认知正确与否及认知水平程度，影响着人们的防疫观念，决定了人们在疫情中的防护行为，对人们能否在疫情当中保护自身生命健康安全起到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分析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其防疫观念的关系，有助于为强化大学生防疫观念提供建议。

本研究试图探索高校大学生信息获取能力与在本次疫情中的防疫观念是否存在关联，从而进一步探索大学生较于其他群体对疫情的高警惕性，是否与大学生对疫情现状信息的获取量大有关。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大学生获取流行病毒信息的能力越强，防疫观念越强。

前人的研究聚焦于意愿与观念的联系，信息获取仅仅是作为意愿下的一个维度，较少集中关注信息获取能力所发挥的效用。大学生群体普遍信息获取能力强，信息获取能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切入角度。本研究使用量化分析方法测量信息社会对大学生观念的影响，从宏观角度研究信息获取对大学生观念形成的影响程度，以验证前人信息提升论和信息超载论两种观点的程度及有效性。

二、 相关因子提取

1. 防疫信息获取因子提取

《高校学生信息素养状况调查与分析研究》中指出，大部分高校学生具有一定检索能力，同时也存在局限。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大学生由于对数字资源内容缺乏了解、缺少所需数据库、缺少专业检索知识等障碍而倾向于选择人际交往的方式获取信息，有可能造成信息获取渠道堵塞，对信息获取造成不利影响。而信息获取是信息素养中的一个方面，而信息素养作为现代人发展的核心能力，在信息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岑咏华在研究个体认知指出，个体获取信息的来源以及特性的不同，显著影响着感知有用性，进而对个人偏好态度产生显著性的影响。个体对在信息获取的过程中选择性的接收信息，进而使原有的态度发生一定变化。结合前人的研究来看，信息获取的方式以及来源的不同，会造成个体认知的差异，进而对个体的观念形成以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基于获取的信息种类的不同，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需进行特定的研究对相关模型进行确认。

本研究决定从频率、多样性和效率三个维度对信息获取能力进行考察。频率包含了每天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次数和时长。多样性包含了检索工具的种类和数量、信息媒体来源的种类和数量、信息内容种类和数量。效率包含了目标信息获取的精准性、避免获取重复信息、阅读信息的速度、理解信息的速度和获取最新信息的即时性。

根据李金城的《媒介素养测量量表的编制与科学检验》中媒介素养的获取这一维度，可知获取信息涉及获取足够量的信息、不断更新自己的信息获取技能、拥有较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熟练使用软件工具进行信息检索。但是李金城一文中的“获取”指标仅是媒介素养中的一个维度，设立的指标并未细化，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而本研究则对李金城一文中所提及的指标进行细化和删补，并借鉴了沈玖玖的《股票投资人信息素质测评量表》和苑春芸的《农民信息素质量表编制及信效度检验》，最终将信息获取的指标细分为如下。

表 1大学生的疫情信息获取

2. 防疫观念因子提取

“对于社会的基本认识，对游戏规则的把握，甚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90%的影响来自传播媒介”（喻国明，2002），“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每天使用网络媒体的时间偏长，频率偏高，依赖性较强，但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一定程度影响大学生健康观念发展。而胡凯研究中表明，互联网传播信息有利于大学生在面对灾难事件时更能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肯定信息化网络的教育作用。综合前人研究，研究者得出以下结论：信息时代信息“爆炸”，一方面使得大学生能够更快捷地获取知识和信息，加快其观念更新或提升；另一方面，信息超载，冗杂甚至污染，又可能造成大学生价值取向冲突和道德取向错位。

健康信念模式强调运用个体的态度和信念来解释和预测各种健康行为（林丹华，2005），而健康观念是人们评价有关健康的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的健康目标的准则。同时，健康文化主要通过意识、观念、行为方式、 制度规范等反映出来（唐玲，2018）。由此可见个体的健康观念可以通过其对相应行为、事物的准则的调查来进行衡量、评估与分析。综合来看，健康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个体的健康行为有指导性作用。但前人的研究较少提及健康观念的影响因素，而本研究尝试验证信息获取是否能够作为其影响因素。

预防疫病的认识是近代卫生防疫观念的一部分，早在1902年《大公报》对瘟疫的报导中就有关于瘟疫情况中健康卫生观念的描述。余新忠在研究晚清防疫观念时提到，古人偏重个人身体强健，防疫观念虽占据重要地位，但其是作为平时的举措，对防疫的指导作用不大（余新忠，2008）。综合来看，防疫观念包括了对疫情防护的认知和对疫情整体防控的理念。在疫情期间，健康观念的集中体现为防疫观念，因此本研究更着重对防疫观念的调查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其宪章中明确指出:“健康不仅是免于疾病和虚弱 ,而且是保持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美状态。”明确地指出人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对生理、心理、社会活动等多方面的需求,阐明健康不仅是生物概念 ,同时又是心理概念和社会概念（乔培基，2004）。针对疫情现象，基于乔培基对大学生健康观念的调查研究，本研究将疫情期间的健康观念定位为防疫观念，从防疫意愿，防疫行为，社会参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三、 模型构建

1. 概念模型的初步建立和假设的提出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将频率、效率、多样性作为信息获取的观测变量，将防疫意愿、防疫行为、社会参与作为防疫观念的观测变量，从而研究信息获取与防疫观念的关系，并得出概念模型。

结合概念模型，提出以下假设：

H1: 大学生对流行病毒的信息获取的频率越高，防疫观念越强。

H2: 大学生对流行病毒的信息获取越多元，防疫观念越强。

H3:大学生对流行病毒的信息获取的效率越高，防疫观念越强。

H4:大学生对流行病毒的信息获取能力越强，防疫观念越强。

2. 量表的获取、发放、回收

本研究的时间从2020年1月26日到2月29日，为广东省一级响应期间。本次研究通过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途径发放网络问卷，回收得到459份问卷，经过筛选后获得有效问卷373份。收集到的数据使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 信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可靠性（reliability）,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反复测量时所得到的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其评判标准为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 α系数值。综合防疫观念的三个维度信度较高。频率维度、多样性维度设置非量表题目调查，问题设计经过实际的考量，具有可靠性。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指将所测量到的结果反映所想要测量对象的本质的程度。效度用于测量定量数据题项设计是否合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验证。通过SPSS软件对该问卷的量表题项进行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得到量表题的KMO统计量为0.875，KMO值大于0.8，且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05，拒绝零假设，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频率维度、多样性维度设置非量表题目调查，问题设计经过实际的考量，具有可靠性。总体来看，问卷效度非常好。

对问卷中的4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发现防疫观念的防护意愿的研究项与因子对应关系不完全相符。初步推测的原因是：题项设计不够合理，即使大学生防疫观念较强，但存在第三人效果，即每个接触到劝服传播信息的受众将会预期此信息对其他受众的影响大于此信息对自己的影响(Davison,1983)，表现为“不非常担心自己感染”，而较为担心“亲友受到感染”；受众的社会行为并不是全部源于其主观的强烈愿望或者本能的反应，而是在其他人的影响下而发生的，有了 “参照群体”才会有间接影响，“参照群体”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受众心理预期，受众预期 “参照群体”如何做，而后决定自己如何做（禹卫华，2011）。但本问卷中其他维度的数据效度都非常高，因而在后续研究的时候可去除不符题项后继续研究，仍适合做因子分析。

4. 相关性分析

（1） 相关分析

使用SPSS 25.0分别对“信息获取频率”与”防护观念”、 “信息获取多样性”与”防护观念”、 “信息获取效率”与”防护观念”做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表 2 相关系数

从上表可知，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防疫观念分别和频率, 多样性, 效率, 信息获取共4项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去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分析可知：防疫观念和频率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呈弱相关；防疫观念和多样性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呈弱相关；防疫观念和效率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呈强相关；防疫观念和信息获取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呈中相关。

（2） 回归分析

将信息获取三个因子与防疫观念建立模型，得到信息获取中的频率与防疫观念的回归系数为0.149，信息获取中的多样性与防疫观念的回归系数为0.076，信息获取中的效率与防疫观念的回归系数为0.689，频率意味着信息获取中的频率、多样性和效率会对防疫观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频率”、“多样性”、“效率”与“防护观念”之间的回归方程应是：防护观念=0.244*频率+0.143*多样性+1.846*效率+3.678。

将信息获取因子与防疫观念建立模型，得到“信息获取频率”与“防护观念”的关系是：防护观念=0.542*信息获取的频率+6.501

总结分析可知：信息获取对防疫观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表 3 模式适配指标对比结果

并最终建立以下模型：

图表 1 理论模型

四、 结论

1. 得出认识：（1） 大学生信息获取和防疫观念总体较强，信息管理能力较好，但信息效能有限。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对新理念、新知识的敏感度、接受度非常强。这也体现在疫情期间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较强，能够经常接触到不同渠道的信息并加以提取，从而促进良好防疫观念形成。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民众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强大的信息需求。但信息获取与防疫观念的相关性较弱，即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能够显著影响一个人的观念形成的原因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如不同教育背景、地域、心理特征等。(2) 观念形成的主导因素是信息获取的频率和效率，而非多样性。当今时代信息多元化，接触信息的来源渠道和种类丰富，大学生在信息过剩的时代获取到多元的信息已不是难题，尤其在疫情期间。所以，投入足量时间，以及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才能有利于提升大学生观念意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学生对传统媒体的信息获取量仍较大，这说明应该在重要信息来源上（如官方媒体）加大传播量和权威度，才能使治理的信息得到有效传播。（3） 获取信息的效率对于提升观念意识和提高媒介素养尤为重要。由研究可知，信息获取的频率和多样性与观念形成相关性较弱，影响程度较小，而信息获取的效率与观念形成的相关性较强，影响程度较大。可见，大学生信息获取的效率十分重要，应注重提高获取信息的及时性、阅读能力、理解能力。

2. 权威媒体应及时整理发布信息，减少群众获取疫情信息的成本。疫情信息随着研究的推进和疫情状况发展也变得越来越多。权威媒体仍处于权威优势，应对疫情发展的过程、专家的建议、国家针对防疫的措施等多种信息作更及时全面的总结。同时，官方媒体还可使用更多生动有趣的方式，如小动漫、符合不同人群的特点的推送等方式加大对疫情信息的宣传。争取让群众知道得更快更多，了解得更广更深。另外，信息素养的提高将助于健康素养的改善。提高信息获取素养，将有利于大学生应对公共危机，提高防护意识。

3. 本研究样本容量仅涉及广州几所高校，覆盖范围不够广泛；另外，题项设计存在一定偏差。研究的下一步可以进行分众研究，并将把疫情这个特殊时期的限制除去，选择收集人们在日常的信息获取以及相应的健康观念，对比得出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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