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间物”与鲁迅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本土化特征

作者:时间:2010-06-06 02:39:08  来源:  阅读次数:723次 ]

论文关键词:鲁迅 审美现代性 中间物 文化模式 伦理本位主义
  论文摘要:鲁迅与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潮的联系,在当下鲁迅研究中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关注鲁迅在审美现代性谱系中-9其西方先导的“家族相似性”特征,而忽略了他的特殊性。实际上,鲁迅活跃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知识界,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对鲁迅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构型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可以将他的思想界定为中国本土化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本文即以鲁迅“中间物”思想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主义思维模武是怎样“构型”鲁迅的审美现代性思想的。
  一、五四知识界的主流趋向:审美现代性的启蒙化解读
  在西方,审美现代性是作为启蒙现代性的“反题”而出现的。启蒙现代性的核心是现代理性主义,它秉持的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它的目标是社会财富的外部积累。与这种利益最大化原则相伴随的还有两个最突出的特征:第一,空间向度上的同一性,即阿多诺所谓“同一性的哲学”、“死亡的哲学”。第二,时间向度上的前指性,即发展主义的、进化论的现代历史观,或说是迷信未来的现代宏大叙事。审美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的反题,首先要颠覆的当然是现代理性主义及其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审美现代性最突出的特征是非理性、体验性。同样与之相伴随的是两个与启蒙现代性相对立的突出特征:第一是空间向度上的个体性,这是对启蒙现代性同一一性原则的反拨,直指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第二是时间向度上的当下性,审美现代性所推崇的体验是一种具有鲜明的当下性、现场性的活动,其时间观必然是强调当下的。而反对发展主义的宏大叙事;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观,既不同于前现代的“退化论”,也不同于启蒙现代性的“进化论”,而是“变化论”。
  总之,非理性、体验性、个体性和当下性是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品质。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对泊来的审美现代性思潮进行本土化阐释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或有意回避它与启蒙现代性的差异。在他们的阐释中,审美现代性不仅不是启蒙现代性的对立力量,反而与后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其根据便是,前现代是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共同批判对象;于是在批判前现代的基础上,中国知识分子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启蒙化解读。这也是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因为审美现代性的泊来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提前量”: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前现代;除了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所谓“现代性的铁笼”并没有形成。审美现代性思想的个体性、体验性,在此全被滤去了。
  二、个体主义的悖论与“中间物”思想
  鲁迅是“五四”的现代性热潮中少数几个保持着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墓碣文》里写道:“于浩歌狂热之际见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法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L2I又在《影的告别》中说:“有我所不愿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翻鲁迅终生与持前现代论调的复古派论战,这与启蒙主义“五四”同仁们完全一致。但是,“将来的黄金世界”也是他“所不愿意的”,这就是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批评了,说明他对发展、进步的宏大叙事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副产品”的警惕。他没有把启蒙理想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他意识到发生在那个时代里轰轰烈烈的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建构一个理想世界,它只是历史变迁的一个“中间物”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被当成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被当成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I4}“曾经阔的要复古,正在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的要革新。”这两段随感分别从排他性、功利性的角度对现代性神话做了彻底颠覆。
  对鲁迅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启蒙化解读是如何发生的?鲁迅与启蒙知识分子共同站在批判前现代性、反封建反愚昧迷信的战线上,因此研究者很容易将二者混淆。但是,也不可否认,更重要的是鲁迅的审美现代性学说本就在一个问题上与启蒙主义相似,这就是关于个体主义的问题。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想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是绝对的、自足性的,鲁迅的个体主义却是悖论式的。他批判尼采把个体力量绝对化的倾向,讽刺道:“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15]甚至同时批判了尼采侧重于以浪漫、象征手法抒写个体体验的“格言体”。鲁迅学说中有一个重要悖论,它来自个体本位主义和群体本位主义的冲突。这就涉及到了他著名的“中间物”思想。

王乾坤认为,“中间物”思想在鲁迅的《野草》中《过客》一篇表述得最为形象而集中。《过客》中三个人物分别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三种话语:前现代话语、启蒙主义话语和审美现代性话语。过客对前两种话语都持批判态度,却最终选择“还是走罢”,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聆听一种来自内心的声音。最终的结果是无意义的(它只是变化而非进化),因此可以说,其意义便在于这一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的双重过程中的体验。
  至此,我们可以把握“中间物”思想的实质了:它是个体本位主义与群体本位主义的悖论式融合。一方面,“中间物”思想是个体性的、体验性的,以完成个体生命体验为目的;另一方面,这种个人体验又是以参与社会共同体的事业为内容的。一个“中间物”的存在体验,以个体要求为内在动因和终极目的,又以群体要求(历史要求)为外在规定和形式依托。启蒙现代性把群体价值绝对化、自足化,西方审美现代性又把个体价值绝对化、自足化;鲁迅的审美现代性则没有这种绝对化自足化倾向,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都不具备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而是相互依存、互为依据的。“中间物”思想这种悖论式的个体主义,正是鲁迅的审美现代性与其西方先导的差异所在,也是他对这一思潮所做的本土化改造。
  三、一元文化思维与伦理本位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鲁迅的规范
  西方文化总体上说有两大传统:~个是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源头的希腊传统,一个是以中东传人的基督教文化为源头的希伯莱传统。希腊传统个体的人为本位,它充分肯定人欲,主张在征服与享乐中使个体生命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希伯莱传统则以神为本位,个人野心和欲望被严格禁止。在中国古典文化思维中,二元对立的模式却是不存在的。在个人欲望(“人欲”)与超越性的法则(“天理”)之间,儒家思想家必须寻求统一。因此,儒家将着眼点定位于社会、人伦关系。它是现世的,因此它不否定人欲,否则它便失去了存在的现世基础;它又是一个共同体,因此它不能纵容个人欲望的无限制发展,否则便会破坏共同体的稳定。因此,它既不接受神本主义的禁欲也不容许个体主义的纵欲,而是提倡伦理主义的节欲:既是把个人欲望限制在共同体所允许的范围内,同时也是把共同体的约束限制在个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便是从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出发来建构其价值论思想的,这使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多具有对国家、对君上乃至对民众的强烈责任感,从上古的屈原到近古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如此。而到了现代社会,从“五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多数是以反儒家传统的面貌出现的,其对民族前途、社会政治的热情,却仍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承。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审美现代性的问题上了。在这一思潮的发轫阶段,审美现代性思想家便表达了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倾心向往:以希腊传统的个体本位原则来取代现代理性主义的同一原则。但是,它与希腊传统的个体主义又有所区别,它强调的不是具体的世俗野心和欲望的满足,而是某种超越性的生命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它又与希伯莱传统的神本主义相联系。鲁迅称之为“神思宗之最新者”,就是说明它的这一特征:它是神本色彩的个体主义。克尔凯廓尔认为只有在宗教境界中,“孤独的个体”才实现真正的自由。加缪认为,存在的价值便在于直面并穷尽一切荒谬,也是一种以超越为鹄的的准宗教态度。后期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共在的“诗意栖居”理想,以及诗性的、原初的语言是“存在的言说”的命题,更是这种神本色彩的个体主义的突出表现。
  而鲁迅作为刚刚走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思维在他身上的力量是不可能完全消退的。对儒家伦理主义的不满使他追求西方新知识,但是,他很快便转向了另一种形式的伦理主义:“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磬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了《离骚》中的香草(筌)意象,以忧国忧民的屈原自况,显然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继承。这使鲁迅在接受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想时面对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他反对伦理主义,因此很快被审美现代性那种神本色彩的个体主义原则所吸引;另一方面传统伦理本位的思维模式规范着他,使他不可能抛开对社会的关注而专心于个体生命终极的体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鲁迅创造了一种适于他“安身立命”的、中国本土化的审美现代性思想——“中间物”思想,充分发挥了中国一元论思维模式的特征,消解了个人与社会、个体本位与伦理本位的对立,将二者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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