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监护缺位下困境儿童国家监护制度的完善探析

作者:陈锦苗时间:2021-02-28 14:29:46  来源:视界观  阅读次数:398次 ]


家庭监护缺位下困境儿童国家监护制度的完善探析

陈锦苗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徐汇区 200234

摘要:比较法上,未成年人被视为“国家资产”。当未成年人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其监护职责或者未成年人父母侵害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时,国家会化身“父母”并紧急介入未成年人的成长、教育及监护等过程,从而实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最大化。但是我国的有关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模式不完整、职责不明晰、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从困境儿童面临的家庭监护缺位情形以及国家监护补位缺陷入手,结合域外立法例,探讨我国相关国家监护制度的完善问题。

关键词国家监护;困境儿童;家庭监护

一、我国困境儿童面临的家庭监护缺位的情形

(一)父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监护义务

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父母均离世或者均被宣告死亡或者失踪、父母均重度残疾或服刑在押等情况,导致父母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监护义务。同时,在我国的农村地区,未成年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重新组建家庭或者去往大城市打工,将单亲儿童留给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照料的情形相当普遍

(二)父母不适当履行监护义务

1.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照管流于形式。我国父母在履行监护职责时,由于传统的“大家长观念”,可能会采取即为严厉的教养方式。有一项对308名涉罪未成年人的研究项目发现,有一半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行为管束分布在两极状态,要么施以严厉管束:(38.96%,120/308),要么完全放任不管:(11.04% ,34/308)。该研究结果认为,家庭监护缺位是未成年犯罪的最根本原因

2.父母在履行监护职责时,不遵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当父母不以未成年的利益为原则时,全凭个人喜好对被子女进行管教,动辄打骂,或者完全放任自流,都会使未成年人处于危困状态。

二、国家监护制度补位中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监护与国家监护的衔接存在障碍

1.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家与国是一体的,有“积家而成国”“国之本在家”等观念,家庭应承担起监护职责职责。这一点在古代中国还拓展到了家族层面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对未成年的监护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务事,当家庭监护存在着强大的自然权利时,国家介入就存在一定障碍,因此我国目前实施的是补缺型儿童福利制度,对于监护不当的困境儿童缺乏必要的关注和适度的干预

2.对家庭监护缺位下的介入衔接过于泛化。根据《民法典》第36的规定,存在三种情形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监护权撤销”为关键词搜索共有8起案件,符合本文探讨情形的有效案件有5起,法院均支持了对父母监护权的撤销。这一方面说明,监护权撤销制度不再是“睡眠条款”,但另一方面说明,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困境儿童的监护,在对父母适当履行监护权的教育性指导与撤销父母监护权之间缺乏中间衔接环节,这导致在司法实务中,会出现介入过轻不足以解决困境儿童的困境,或者是介入过重超过必要限度。

(二)国家监护相关制度存在缺陷

1.对于父母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的救济措施不完备。若是监护人监护能力不足,例如存在不良嗜好、教育方式存在过激行为、缺少精神陪伴等,没有具体的援助性救济措施。对于困境儿童的保护,也忽视了其心理健康和早期教育。

2.国家监护的监护监督制度不完善。我国对于困境儿童的国家监护的执行实施存在多个权力机关或组织。例如,有资格担任困境儿童临时监护人的主体包括村委会、居委会、民政部门等,这看上去是对困境儿童进行的全面保护,但是实际上,村委会、居委会由于其在照管困境儿童方面缺乏专业性以及存在经济制约,并不适合承担起国家监护的职责;同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的规定,也缺乏可操作性的。例如南京的饿死女童案,社区发现了监护人监护不力的情形,并给予了监护人800元的经济救助以帮助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但救助金的具体去向,社区并无权利进行后续监督。

、域外有关未成年保护的国家监护制度

(一)国家监护的职能模式

1.法院主导的模式。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即对于未成年儿童的监护监督、干预措施决定的全过程均由法院负责与主导,行政机关主要是负责协助法院的执行。对于父母监护权撤销、监督父母监护权的适当履行,均由法院干预。

2.行政机关主导的模式。典型的国家是瑞士。瑞士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该机构负责监督一般情况下的监护人监护职责的履行;涉及到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措施、强制执行抚养费等特定环节,法院和相关机构才会根据法律的授权进行干预。

3.法院和行政机关彼此配合的模式。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在英国,家庭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时,可以申请自愿放弃监护权,未成年是否适合继续在原生家庭中生活,最终由法院作出判决,但是判决的重要依据是未成年人保护局提交的调查报告

总体来看比较法上的国家监护制度衔接起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国家监护的主体与职能都进行了明确的分工,避免了权责不明引起的冲突以及效率低下。

(二)国家监护的主体规定

1.在瑞典,国家监护的主体包括有监护能力并符合监护人条件的社区成员,法院可以任命他们作为失去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并对监护人的权利义务、职责范围、如何向法院报告作了明确规定

2.在法国,根据其民法典的规定,收容儿童的个人、机构或者是救助部门,可以向家事法官申请请求转移儿童亲权的全部或一部分。也就是说,监护主体包括个人、机构或者是救助部门,家事法官在结合调查报告以及听取儿童意见后,可以决定将对该儿童的亲权转移给社会儿童援助部门

3.在德国,国家监护的主体包括少年局。依据其民法典规定,当没有合适的监护人时,也可以选任少年局担任未成年的监护人。荷兰也有类似的机构设置——未成年人保护局。当父母的监护权被撤销或者父母放弃监护权的申请被允许后,未成年由未成年人保护局抚养。

(三)国家监护中的监护监督制度

法国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监护监督人的职责,并且规定监护监督人在未成年人的利益与监护人的利益相抵触时要代表未成年人;明确规定了监督机构及其职责:监督机构对监护人在管理中的过错具有调查取证的职责。同时,对于监护人的过错,监护监督人应立即通知监护法官,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对于父母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的救济措施

《法国民法典》第375-7条规定有教育性救助措施。在法定情形下,尤其是未成年的教育条件出现严重危害的情况下,由儿童保护机构等第三人代为行使日常范围内的亲权,未成年在此期间可以脱离家庭,但并非是剥夺父母的监护权,而只是对其监护权进行调整和限制。

四、我国国家监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国家监护的职能模式的选择

根据我国的现行立法以及实际情况,法院和行政机关彼此配合的模式更加适用。行政机关的职责在于监督监护人监护职责的履行,对困境儿童的权利侵害情形进行前期调查,并在危急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对困境儿童进行临时保护,而人民法院则在司法层面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同时本文认为,对于国家监护制度中的主体,应当明确权利主体资格,并进行限缩。当除父母以外的有监护资格的主体自愿申请承担监护职责时,审批资格应由民政部门独立承担。因为审批需要对申请人进行调查,结合未成年人的意思,并根据儿童利益最大原则,进行评估,该职能交由民政部门独立执行有助于国家监护职责的切实履行;涉及到兜底监护职责是,也应由民政部门独立执行,取消居委会、村委会等的兜底监护职责。原因在于,村委会、居委会在困境儿童保护方面既不专业也存在财务局限,由民政部门单独执行兜底监护职责,既可以克服上述难题,又可以避免互相扯皮,还可以对困境儿童进行集中收容教养,便于管理。

(二)对家庭监护的适当履行进行监督、指导

父母毕竟是未成年监护的最佳选择所以当父母不恰当履行监护职责时国家的保护应该作为兜底保护穷尽其他救济措施时才应该考虑。国家公权力介入,应当适度。对于父母监护职责的履行,国家可以进行指导监督。

对于虐待、遗弃和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应当强化对教育、医疗等部门的强制报告责任意识,形成完善的工作流程;对于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检察机关应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联合妇联、教育部门等职能机关,积极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进行社会干预,对于怠于履职的父母进行亲职教育

(三)重视监护人监护主体资格的审核

为丧失家庭监护或者父母监护权被撤销的困境未成年人选定适格监护人时,监护人的教育水平、是否有不良记录等也是重要考察标准。根据一项研究数据显示,未成年犯中,有明显较大的比例中父母双亲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文化,超过14%的未成年犯的家庭背景中有有前科的家庭成员。这说明,监护人的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被监护人;同时,有无不良记录可以作为被监护人是否是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判断标准,而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四)完善国家监护中的监护监督制度

1.根据前文数据,近三年我国家庭收养登记案件数占社会散居孤儿的比例由5.8%升至7.7%。由于困境儿童本身已经遭受了原生家庭的不利影响,在被收养家庭中很可能更加敏感,更需要适当陪伴,而收养人能否适当履行监护职责,可以由民政部门组织定期的调查。因此,对于被收养儿童,民政部门可以建立档案,进行适当的国家监督。

2.在监督机制方面,对于有过不良监护行为记录的监护人,为其指定监督人,由监督人评估监护人的监护职责的履行,并且可以将不当行为纳入其个人户籍信息。例如《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规定了撤销父或母监护权的公示方式,即将撤销父或母监护权的内容载人个人户籍信息。这样规定,提高了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影响力,可以考虑将这种公示方式常态化。由于“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罪,若是儿童收到虐打无法寻求司法救济时,可以由其监护人的监督人代为行使。同时也可以参照域外的相关立法,为监护监督人设置如下义务:代表未成年的利益,尤其是当未成年儿童的利益与监护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对监护人的监督是监护监督人的法定义务,如果怠于履行,比如不及时报告监护人在监护过程中的过错,监护监督人需要负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

五、结

我国有一个庞大的困境未成年人群体处于家庭监护不到位甚至是没有充分合理的家庭监护的境况这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隐患为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了社会秩序的井然在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国家亲权”的理念之下,我国应适当参照域外立法例,结合我国社会现状,完善我国对困境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通过对家庭监护的适当指导,必要情况下的监护监督,以及对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全面照管,使其感受到民法中国家监护制度所充满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陈锦苗1995.04--) 汉族籍贯山西运城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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