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兼论刑诉法第201条

作者:李杰时间:2021-01-25 10:55:53  来源:视界观  阅读次数:51次 ]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

              —兼论刑诉法第201

李杰

(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00

 

摘要: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定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其程序下的量刑建议制度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量刑建议权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院行使公诉权的重要职能,结合刑诉法第201条及相关文件和该制度的司法实践,该制度存在一定的立法失误、可能存在压制性司法以及忽视被害人利益的问题。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量刑建议;量刑合意  

 

一、量刑建议的产生发展

量刑建议制度在我国的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随后各地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量刑建议制度的探索,量刑建议制度的探索与量刑规范化改革相伴相生。

2014年开始在全国北京、天津、青岛等18个地区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把该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量刑建议制度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下引入了量刑协商的新程序。量刑建议权成为认罪认罚制度落实的前提和关键。2019年11月“两高三部”出台《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完善了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下量刑建议制度,在程序下的量刑建议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二、当前认罪认罚制度下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

(一)量刑建议的形成存在压制性司法

在该制度下的量刑建议,量刑协商是形成量刑建议的关键。量刑协商的过程是改变双方就量刑问题达成合意的过程,体现着双方的共同意志。但是在此阶段,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发展,呈现出压制性司法的现象。量刑协商下公诉机关的权力属性明显。公诉机关其天然的权力属性意味着其具有惩罚犯罪,打击犯罪的目的,对被追诉人形成的是对立面。在量刑协商下,配套形成了值班律师制度进行法律帮助,但是其权利规定的不明晰和享有程序性权利的局限性都导致与公诉机关的协商难以掌握“平等武器”。最后,公诉机关与被追诉人形成的信息差成为形成压制司法的关键原因。在协商之前,被追诉人往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行为的供述往往存在侥幸心理,并且对检察院所掌握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此时检察院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平衡,对被追诉人进行量刑诱惑,诱使其作出有罪自白。

(二)“一般应当采纳”的规定存在立法失误

刑诉法第201条第一款,规定了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这一立法规定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这一立法规定存在立法失误。第一,“一般应当采纳”成为法官采纳量刑建议的一种强制义务。对于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在不存在第一款的五种例外情形下,法官一般应当采纳。如果法官没有履行此种义务,检察院还可能会依据刑诉法第217条的规定以量刑不当为由行使抗诉权,这无疑使法官增加了审判压力。第二,“一般应当采纳”的立法规定有存在司法建议权侵蚀甚至剥夺司法裁量权的嫌疑。前述谈到该规定对法官一方而言成为一项法律义务。这可能意味着对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应当全盘接受,显然是对司法裁量权的过度侵犯,它直接冲击了控审分离这一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性原则

(三)量刑建议的调整机制忽视被害人的利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关涉了控辩审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目的在于平衡各方之间的利益,推进社会关系的修复。虽然在我国公诉机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被害人一方的利益,但是由于公诉机关的不中立性和权力属性,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其有可能为了实现从快从简提起公诉,导致忽视被害人一方的利益。在诉讼阶段,量刑建议的调整也并未考虑到被害人的利益,法院认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允许其进行调整,这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量刑建议,对原有达成的量刑建议进行调整,其形成的平衡点可能会打破,对被害人而言,其仍然无法影响到量刑建议的调整。在诉讼阶段下的量刑建议调整,甚至有可能成为公诉机关的一家之言,导致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存在利益的对立状态。

三、当前完善认罪认罚制度下量刑建议的措施

“即便法律被仔细的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不正义并非来自于人的过错,而是因为某些情况的偶然结合挫败了法律规范的目的”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以达到公正、效率的规范目的。

(一)量刑建议提出和采纳应增强说理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从提出到采纳都在刑事诉讼法律中予以规定,实现了“看得见的正义”。但是要实现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的出的正义”还任重而道远。就量刑建议的提出和采纳程序而言,都需要一种“说的出的正义”。在提出量刑建议的过程中,要让被追诉人一方签署具结书,在量刑建议书中明确定罪量刑的理由,对量刑的具体评价也应当详细列明,哪些行为是责任刑,哪些行为是预防刑,哪些行为是从轻量刑情节,哪些行为是减轻情节,都应在建议书中列明,这也为量刑建议的采纳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理由。司法裁判的性质不在于解决纠纷,也就说明了它永远有着超越个案本身的价值目标。量刑建议的提出和采纳最终都关涉到对各方正义的实现。

(二)保障被害人一方的权利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被害人一方并未实质参与到量刑协商过程中,被害人的异议也不能否定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适用。但是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理应有自己的诉讼权利,尤其在该程序下,检察院、法院对被害人一方给予适当的关注,可以为该制度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外部对抗。要做到这一点,检察院在量刑协商时,应当充分考虑被害人一方的意见,将经济赔偿、获取被害人谅解作为认罪认罚的重要情节。在启动量刑调整程序时,法院、检察院应当关照被害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陈瑞华.论量刑建议.《政法论坛》. 2011年3月第29卷第2期.

[2]李娇娇.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量刑建议规范化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月第29卷第6期.

[3]刘宝霞. 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机制研究.《天津法学》. 2012年第3期

[4]朱孝清.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的合理性.《检察日报》.2019年11月7日 第3版

[5]孙远 .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立法失误及解释论应对 .《法学杂志》. 2020年第6期

[6]雷磊 .从看的见的正义到说的出的正义.《法律事务》.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杰 1995- ),男,汉族,山东潍坊人,法律硕士(法学),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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