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心理”的纠纷解决模式思考

作者:周思宇时间:2021-07-09 15:53:06  来源:视界观  阅读次数:144次 ]

 “说服——心理”的纠纷解决模式思考

                评《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

     周思宇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  411100

摘要:《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是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先生博士论文的增补,在他看来,中国的纠纷解决统统具有调解的性质并将其归纳为“说服——心理”模式。文章通过梳理该书之脉络,厘清该模式在现今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关键词:纠纷解决;调解;诉讼程序

本书是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先生写的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纠纷及解决纠纷的方法为目的的专著。高见先生认为,中国的解决纠纷的方式,都带有“调解性质”,因此,他将这一模式归纳为“说服——心理”。

首先,高见先生带我们从纵向方面回顾了一下纠纷解决的历史,在清以前的中国,除了由州县等地方官衙进行审判外,官员受理诉讼之后,对当事人作出批示,让地缘、血缘、同业组织来解决,在当事人和解之场合,允许撤诉。民国时期,导入了以判决和强制执行为轴心的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由于当时中国遭受侵略战争以及内战,这种审判制度也就受到了掣肘。建国初期,《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12条规定了县级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调解的任务。在土地改革中,调解活动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大革命时期,司法机关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调解制度也被当做作“阶级调和”线路之工具被废止。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基层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政府陷于瘫痪后,人民调解工作由于失去领导和支持也随之瘫痪。一些常年活跃在群众中为人民排难解纷的调解人员,被批斗后也不敢出面主持调解纠纷工作了。有时即使进行调解,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也往往是看当事人双方的出身成分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观点,不可能很好的解决好纠纷。从1973年各级人民法院陆续恢复工作以后,在人民法院的扶持指导下,人民调解委员会才逐渐恢复组建。1978年宪法后期,调解工作迎来了恢复期,“民主与法制”是该时期的口号之一。从高见先生的整理来看,中国的惯用的纠纷解决的“调解性”不仅在实践中根深蒂固,而且在立法上也在不断被强化。并且存在时期非常的长远,跨度十分之大,从“固有法”时期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时期。

接下来,高见先生从横向方面来对中国现行的各项纠纷解决制度进行讨论,涉及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等基层政府机关。各个基层组织相互配合在一起工作,是中国式解决纠纷的特征。他认为法院自身也与基层组织的调解一样,具有调解纠纷的功能,并且也不是仅仅停留在调解个别案件的程度,而是将其作为宣传教育的手段。调解的结案率成为评定审判员的工作成绩和评价法院的工作成果的基准之一。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人为地事先确定调解结案率,极易导致法官违背当事人意愿而强迫(包括直接强迫与变相强迫)调解和违法调解。基层组织以及法院进行的纠纷解决,在以让当事人接受之“自愿”为轴心这一点上,可以认为它是将由第三者进行说理和让当事人心服作为一种理念型的解决纠纷的模式。“心服”体现的是一种自愿性,是当事人就说理者对纠纷处理的自愿接受。心服者的表现是一种良心觉悟或羞惭之心的出现,以说理技巧争取心服者的认同,如果被劝说后从心底里服从,“自愿”接受结果,这样程序法上表达了一种接受,实体法上的意思自治也得到保证。

高见先生认为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都带有调解性在里面,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司法审判就是调解的一种。笔者对此不能认同,调解与审判分离才符合各自的规律,并有利于优化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李浩教授指出,审判与调解至少存在12处不同,强制与自愿、查明事实与不一定查明事实、依据法律与不违反法律等。审判与调解互相协作共同实现诉讼目的,高质量的审判为调解创设稳固的基石,成功的调解为审判提供有效的补充。审判以强制为特征、须严格遵循具有实定性的法律、须在权利义务上作出“非黑即白”的断定;而调解则需当事人的同意或合意、其从法律拘束中释放出来,允许妥协的解决。

对于“调解性”为何成为现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主要特性,高见先生认为“说理——心服”结构并不是以说理者的威望和能力为背景,而是因为在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尤其是民事纠纷的判决—强制执行程序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问题,所以不得不在取得当事人及其周围人们理解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其执行程序,这一点就说明了“说理——心服”结构的必要性。在现实中,司法制度面临种种问题,如地方保护主义、执行难、告状难、法院的人力物力不足,独立性欠缺、权威旁落,当事人在“判决一强制执行”程序中因客观原因缺乏作为等,导致纠纷难以甚至无法严格按现代审判方式解决。尽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强调法律的作用,但它缺乏稳健并迅速扩展法律制度的必要基础。因此,纠纷解决不仅需要调解制度来减轻法官的重担,甚至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也要依赖于调解—尽管最终可能以判决的形式体现。以上似乎正契合高见先生对中国纠纷解决呈现调解性之原因分析,即纠纷解决者缺乏资质、司法者与当事人力量不足。笔者认为,高见先生仅揭示了部分原因。之所以选择调解,更多是一系列客观的“机构性条件”所致,而非因为纠纷解决者的资质欠缺。基层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具有很强的实用理性倾向,他们注重个案的处理,侧重于实质理性而不是形式理性。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纠纷解决者缺乏资质,而是基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地域使得他们具有在中国解决纠纷的能力。

高见先生认为长期以来纠纷解决的说理——心服模式也是由于当事人在当事人主义化的判决——强制执行程序中缺乏作为当事人采取行动的力量或条件所导致的局面。法院往往不重视律师所收集提交的证据,并且在很多时候法院自己也因为管理部门的不配合而无法收集到必要的证据。如今,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

201912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对“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了完善。明确了“书证提出命令”的申请条件,不完全列举了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应提交书证的范围以及不按要求提交书证的法律后果。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或者以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关书证或者实施其他致使书证不能使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因此得到了减轻,这样的规定也是有利于举证一方当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见泽磨先生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并非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高见先生提出诉讼程序不按照的当事人主义进行,而是在法院主导下进行的另一种表现,是民事诉讼中的“社会干预”以及“国家干预”。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正如我国的辩论原则将重点放在辩论的自由上,忽视了辩论对于法院的约束效果一样,我国的处分原则也将重点放在了权利的处分自由上,淡化了处分对于法院的约束力。在民事诉讼中,国家干预应当作为处分原则的例外或补充,而不是与处分原则平起平坐,不应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看待,否则,在司法实践中权力对权利的优越地位必定会使处分原则空洞化。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应该在总体上构成一种和谐结合、协调统一的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通过确立处分原则而调动当事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当事人通过自我权衡而调节自己的诉讼行为,选择正确的处分,谋求纠纷得到正确、迅速的解决。同时,民事诉论法又使法院具有实施干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法院的指导性干预通过外部调节帮助和促使当事人权衡利弊,辨明得失,作出正确决策,矫正性干预则运用外部力量而使错误的处分行为复归正确方向,从而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和正确解决。

高见先生也考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渊源的状态致使“说理——心服”成为必要。从立法模式上来看,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渊源与解决纠纷时有关联的。立法过程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政治过程,只是如此毫不掩饰,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征。在立法过程中能够,所存在的不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秩序本身的立法力量不足。准许这样的不足存在但还是能够维持秩序归结于“说理——心服”的功劳。

   在第四章中,高见先生论述了对纠纷的认识导致依靠“说理——心服”来解决纠纷。结合毛泽东的“两类矛盾”论,分析了中国纠纷解决“调解性”的认识论基础。如今,中国纠纷解决已不再如高见泽磨先生所观察到的,过于受“两类矛盾”的意识形态影响,司法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的政治话语已成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指导原则。实践中,纠纷解决主体更关注“解决纠纷”本身而相对忽略“规则之治”,或许也更能说明中国的纠纷解决,包括司法解决为何会呈现如此一致的“调解性”。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一方面要满足双方当事人的正义感情,另一方面要满足合法性这一国家的正义,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高见泽磨先生认为这是“说理——心服”解决纠纷的一个方面。

    高见先生总结到,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制度的运作实态、纠纷形态以及纠纷认识三者促使“说理——心服”这一纠纷结构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本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为实证研究的对象,用了大量的案例来佐证其观点,同时梳理及观察中国解决纠纷的状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观点,将中国纠纷解决的性质归纳为调解性,并提炼出“说理——心服”模式。从高见泽磨先生的角度,笔者跳出了固有思维的局限,看待中国纠纷更加全面。


[1] 程凯.党史视野中人民调解工作的历史演进[J].福建党史月刊,2015(07):59—60页。

[2]赵钢.法院调解结案率须当慎定[J].法学,2008(03):40页。

[3] 参考李浩教授的论文《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论调解不宜作为审判权的运作方式》中的详细分析。

[4]王次宝.新解处分原则中的“处分”[J].河北法学,2014,32(11):42页。

[5]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94页。

 

作者简介:

周思宇(1997—),女,汉族,湖南益阳人,法学硕士, 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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