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试论文化传播视野的解读
文化传播自鸦片战争以来扭转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固有的发展轨迹，这种文化传播的不同阶段，赋予了梁启超这位近代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学术思想历程丰富多彩而又富于变化的色彩，但仔细审视梁启超的整个学术道路，却不难发现梁启超的学术追求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笔者不揣简陋，在文化传播视野下寻求其中西合璧的学术思想的肇始、形成、成熟三个阶段的发展轨迹，以求教于方家。
一、肇始阶段：从启蒙教育到戊戌维新
梁启超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式的，家庭环境也促使他沿着传统士人读书同学的路数：读书内容离不开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当然也是为求取科举功名。
然而，最早感受西学东渐气息的广东使得梁启超在很小时便对中国传统学术有所体察，事实上，梁启超在应试完秀才考试时，虽有成功的喜悦，但对传统的学问路数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日治帖括，虽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贴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言词问充满了对枯燥文体和僵硬方法的厌烦。而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也记载了中举后的心情，他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但经朋友介绍认识康有为后，尤其是在万木草堂当听到康有为的讲学后，他的学术视域更是为之一变，他形容当时的心态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弃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在经过第一次转变后，文化传播在梁启超的思想上毫无疑问留有了印记：他意识到了西学别样的意义，如在追随康有为忙碌于维新变法做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时，梁启超便对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以及设立强学会做了说明：“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设立强学会当是在1895年11月，可见其时的梁启超已经开始借助西学改铸中国传统的学术，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也是其时先进的中国人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梁启超自有其文化的洞察力，在1897年他就觉察到：“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梁启超把古人不十分重视的三通等书目作为“国史”来与传统上的主要史籍相对照，并且前者在梁心目中的地位显然重于后者，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史学乃至学术和文化的一个极大讽刺。在提到君史的目的时，梁启超指出其“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 中国论文发表
在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按察使黄遵宪之邀“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他为学堂拟定的《学约》十章也可以看出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思想和学术主脉的演进：“一日立志、二日养心、三日治身、四日读书、五日穷理、六日学文、七日乐群、八日摄生、九日经世、十日传教。”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阐述穷理时，梁启超指出：“西人自希腊昔贤，即讲穷理，积至近世，愈益昌明……晚近公理之学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论，皆将权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审其可行不可行。……学者苟究心此学则无似是而非之言，夫是之谓实学。梁启超的学术和文化思想在这一时期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西学的成分，虽然中国传统学术成分仍占主导，但梁启超把读书、穷理与立志养心等教育内容并列到一起，从而把智力教育与道德修养、知识与德行、智育与德育区分开来，摆脱了中国传统上的泛道德主义的局囿，其“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的学术态度和文化精神更接近西方的纯学术精神。可见，这一阶段梁启超的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已初见端倪。
二、1902年：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形成的界标 论文发表网
中国的戊戌变法虽然昙花一现，但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却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中国国家发展的一种文化觉醒。尤其是自这一时期开始，文化传播进入了新的层面，即西学中崭新的政治观、伦理观成为了改造中国知识阶层的工具理性，并最终诞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应该是西学输入长期影响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逻辑交互作用的结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这次伟大实践失败后，不得不各寻出路。梁启超则为逃脱当政者的追捕而东渡日本。由于日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传人中国的重要途径，因此梁启超的避难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这一次也给了他学术思想转变的绝好时机，而且为了宣传和读书的需要梁启超不得不学习日语，这就为梁打开了通向西方学术的一扇大门，其思想视域为之一新，逐渐形成了“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精神。1902年梁在日本度过了其30岁生日，其思想的转变更是巨大的，梁启超说：“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倡孔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无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其著名的新民说也是在1902年前后形成的，梁启超认为中国在这一特殊时期，首要的任务便是“富国强民”，启迪民众从而培养“新民”。审视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不难发现，虽然其欲借助中国传统的《大学》之“新民”概念，却不乏自己的思想，梁启超阐释其新民思想说：“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
上白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比起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无失堕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梁启超心中的国民精神是：“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虽是欲开启国民思想，由此及彼，事实上也不难发现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期许，即把别国的学术文化借鉴过来，熔铸成一个新的学术文化系统，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同样是在1902年梁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赞扬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先驱培根和笛卡尔，原因在于传统学界存在着“不自有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的现象，而培根和笛卡尔虽属不同派别，在这方面的主张却不乏相同之处，“倍(培)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验诸实物而有征者，吾弗屑从也；笛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返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 “破学界之奴性”的理性精神是培、根笛卡尔吸引梁的地方，梁启超曾经感慨地说：“呜呼!有闻倍(培)根、笛卡尔之风而兴者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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