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干部央地双向交流的结构与特征研究   

作者:施瑜彤时间:2021-12-10 09:12:32  来源:  阅读次数:66次 ]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摘 要:本文以各省省委委员的简历分析为入口,研究了当下中国央地干部双向交流的结构与特征。本文发现,央地干部交流在性别比例、专业结构、交流的频度广度和深度、平均工作时间、前后工作衔接、交流区域等方面呈现出了丰富的特征。

  关键词:央地交流 ;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干部交流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利于培养、选拔优秀干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有利于中央把握地方发展动向,地方熟悉中央政策导向,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央地之间干部调任的年龄比例、专业比例、调任期限、调任前后区域(东、中、西部)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对于深入理解央地干部交流以及长远的制度优化和改进都有有重要的意义。

  一、制度解析:

  央地干部交流是党政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贯穿于党的干部制度建设的整个进程,在干部管理实践中存在多种交流形式,并伴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完善逐步法制化规范化[1] 。

  这些规定从加强上下级机关之间、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发达地区和中央部委机关、年轻干部和缺乏基层工作经历干部下基层等多个角度为央地干部交流提供了制度依据[2] 。

  二、研究内容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新华网、人民网、各省市地方政府网站等权威网站,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由于我国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领导人选拔和交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不同。因此,港澳台的地方政府首长及高级官员的简历不在本次研究范围内。同时,各省省委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委员由于简历资料披露不全,亦不在研究之列。另外,贵州省一名违纪的省委委员也未纳入研究范围。

  2.1 男女比例结构失衡

  本数据库共有样本 352 个,其中男性官员共 324 个,占总数的 92%,女性官员共 28 个,占总数的 8%,男女比例相差较大。

  有交流的省委委员共有 47 个。其中男性官员共 139 个,占总比 95%,女性官员共 8 个,占总比 5%,男女比例在交流官员中也有较大差距。在央地交流中男女比例问题处理的还不够恰当,女性官员总数太少且获得交流的机会也很少。

  2.2 专业结构的特征

  在央地干部交流过程中,干部的专业结构也呈现了一定的特征。在全体的省委委员中,总共分为 13 个专业大类,其中工学、管理学人数最多,各为 77 人,都占总人数的21.88%。其次为经济学,人数为 47 人,占总人数的 13.35%。

  法学人数为46人,占总人数的13.07%,文学理学的比例也在9%左右。由数据分析可得工学与管理学在省委委员间所占比例较大。法学和经济学等社科类专业在官员学历中也占显著比重。

  从有交流的干部简历中来看。工学专业的省委委员获得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他们在全体委员中的占比为 21.88%,但在有交流的省委委员中占比达到了 29.93%,显著偏高。管理学专业的省委委员整体占比为 21.88%,但在有交流的省委委员相比全体专业分析中高比例的管理学专业交流总比重并不高,仅占总比的 14.29%。总数较少的医学专业和教育学交流頻数相对偏高,占医学、教育学专业总数比例高达一半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学背景的省委委员占比为零,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相关文艺相关工作的深入发展。可喜的是,在艺术类、体育类背景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方面,浙江省等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未来可期。

  2.3 交流的频度、广度和年龄比例

  有交流的官员在官员总数中占比 40% 左右,其中从中央交流到地方的总数较多,共 93 个,占总比的 26%。

  交流次数以 1 次和 2 次为主,交流 1 次的总数共 48 个,占总比 14%,交流 2 次的总数共 67 个,占总比 19%。没有交流的官员比例仍很高,占总比 58%,超过官员总数的一半。

  首次交流的年龄集中 51-55 岁,共 57 个,占总比的16%,其次是 46-50 岁,共 29 个,占总比的 8%。同样,没有交流的官员仍占多数,总数超过一半,占比 58%。

  通过数据分析,央地间交流多为地方向中央交流的情况不同,省委委员有 26% 的比例从中央调任到地方,较好地完成了央地间有效交流的目标。例如江苏省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 2010 年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调任为陕西省省委委员,安徽省省委副书记信长星同志 2016 年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调任为安徽省副书记。但不足的是,没有交流的官员仍占多数,且从中央到地方再从地方到中央的双向交流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比例,熟悉地方事务和中央政策导向的多元性官员不多。首次央地交流时的年龄主要分布在中青年官员(46-55 岁)。原因可能是这部分官员身体素质都较好,工作经验较青年官员更为丰富,更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且家庭更为稳定,子女大多已成年,官员在服从组织工作安排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然而,中青年官员能够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创新意识也更为突出,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创新”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原则。

  2.4 央地交流平均工作时间特征

  交流时间 1-3 年的总数 54 个,占总比 15%,比例最高,其次为交流 4-6 年,总数 32 个,占总比 9%,交流时间 11-20年总数 27 个,占总比 8%。由此可得出结论,1-3 年的平均工作时间主要集中在刚从中央调职到地方的官员。与上述情况类似,没有交流的官员仍占多数。工作时间 1-3 年的官员比重较高,由此可看近年来央地间官员的交流较为频繁,官员的任职经验较为丰富。地方交流到中央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4-5 年左右,有地方到中央交流的官员仅仅占 6% 左右的比例,没有从地方交流到中央的官员占 95%,比例极高。11-35 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占总比 10%,仍有一定的数量体积。整体数据表明,地方官员主要以短期交流的形式到中央任职,在交流结束后又会回到地方继续工作。

  2.5 央地干部交流的工作衔接特征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相关性存在差异。央地交流相关的总数为 30 个,占总比 8%,不相关的总数为 112 个,占总比 32%。由数据分析得出,央地干部交流的工作相关性不强,会出现央地干部交流前后工作磨合期较长现象。

  2.6 央地交流的区域差异

  中央交流到地方区域为东部的总频数为 62 个,占总比18%,比例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总频数为 52 个,占总比15%,西部地区总数为 33 个,占总比 9%。

  中央交流到地方的所属区域分布相对不均,与普遍认为西部应比东部调任人员多的观念相反,东部调任的官员数目较多,中西部较少。西部 12 个省区,干部交流频数只有33,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东部 11 个省区,干部交流频数62,占比最高。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先进的发展方式和经验,值得中西部地区借鉴和学习。东部地区在解决社会治理和民生问题时的方式更多样。干部从中央调任先去东部学习经验,再去往西部地区任职,有利于发展方式和治理经验的横向传播。例如周学文 2018 年从水利部副部长调任甘肃省省委委员(西部),滕佳才 2010 年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调任青海省省委委员(西部)。

  三、结论与分析:

  根据给数据分析可得,中央与地方干部交流中,男女比例不协调,男性居多,女性偏少。全体省委委员和有央地交流经验的省委委员的专业结构不合理,工学和管理学总数较多,艺术类专业总数为零。央地交流平均工作时间以 1-6 年为主,在中央短期交流结束后继续回到地方工作。央地交流省委委员年龄比例以 51-55 岁为主,51-55 岁年龄段的中年官员拥有较青年官员更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家庭更为稳定。

  央地干部交流前后工作的衔接性不强,相关性较低。央地交流区域以东部、中部为主,西部较少。

  参考文献:

  [1] 郑锐 . 干部交流制度 : 现状、问题与思考 [D]. 复旦大学,2007,(6).

  [2] 王毅 .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存在的问题 与对策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1).

  [3] 刘 旭 涛 “. 交 流 ” 变 异 扰 乱 “ 官 心 ” 之 忧 [J ] . 人民论坛,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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