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项规程”中关于庭前会议与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问题思考

作者:吴众垚时间:2021-07-05 10:10:12  来源:视界观  阅读次数:163次 ]

“三项规程”中关于庭前会议与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问题思考

吴众垚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225

摘要庭前会议制度最早是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被设立,旨在使法官就“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三项规程”,对庭前会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法庭调查程序做出了细致规定。作为庭审实质化的一个重要抓手,庭前会议相关程序在“三项规程”中得以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三项规程”

一、庭前会议的公开

《庭前会议规程》第二条规定:“庭前会议中,人民法院可以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依法处理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事项,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归纳争议焦点,开展附带民事调解。”相应的,立法部门对三项规程的制定目的也做出解释,即“以期深化庭审实质化改革,构建更加精密化、规范化、实质化的刑事审判制度。

因此,在庭前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正是为了防止取证合法性争议拖延、阻断庭审,使庭审能够集中持续进行,同时发挥刑事审判保障人权的功效。

有学者认为,既然庭前会议作为促进庭审集中、持续化的准备性程序,只处理相关程序性案件,因此考虑成本与效率,可不对其进行公开。此外,对于争议较大的庭前会议取证合法性争议的处理方法问题,“三项规程”采用控辩双方合意排除模式,并未赋予法官裁决权,因此不必对其公开。

本文认为这一看法稍显绝对。庭前会议作为一项准备性程序,虽不涉及实体性问题,但如排除非法证据等程序性事项依然对案件的公正性有着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其相关规定对“排非”的救济事项目前仍然存在缺乏的现状之下,被告人、辩护人若在庭审中若不能提出新线索与新材料,则一般法官对其在此提出的“排非”申请不予同意。因此,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案件其他当事人及家属难以充分获知会议的内容,容易对己方利益保护问题产生担忧,社会公众也可能会怀疑封闭式的庭前会议存在“暗箱操作”开展“排非”程序以及涉及争议证据的处理虽然目前法官尚无权在庭前做出裁决的权利,但控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做出处理也属于刑事诉讼的一部分,若非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案件,应以公开为宜。再者,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未来庭前会议具备了更加完备的非法证据排除功能,则更应当公开。

二、庭前会议的排非

对于庭前会议是否能排除非法证据,有“庭审排除说”“庭前排除说”与“庭前有限排除说”之争。“庭审排除说”认为,庭前会议控辩双方的对抗有限,当事人的权利保障有限,法官难以实现对证人、当事人的询问质证,难以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也难以直接做出是否排除的决定。因此,庭前会议制度难以承担排除非法证据的“重任”。具体而言,“庭前排除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采取证据全部移送的起诉模式,审前排除非法证据对于尽早明确控方证据体系是否完备以及指控是否有足够依据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法官应在庭前会议中对取证合法性争议做出结论性认定。“庭前有限排除说”认为,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应当尽量在庭前会议中解决,但如果双方争议较大,需要复杂的举证、质证活动,则可由庭前会议完成准备工作,通过庭审程序做出是否排除证据的决定,因为庭审程序能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供最充分的程序保障。

显然,英美法系因其适用“证据准入规则”,对非法证据普遍采取的是庭前排除的做法,对于不合法的证据不准进入法庭。而我国目前依据三项规程的相关规定,目前采取的是对非法证据进行有限的排除,采取一种折中模式,即尽可能在庭前会议中排除非法证据,遇到庭前会议难以处理的情况,再留待庭审裁决。换言之,如果控辩双方在庭前出示的证据材料足够使法官做出判断,则法官可以做出排除或不排除的决定。本文认为基于我国实践和证据传统,此规定还是较为妥当。

三、被告人权利的救济

司法与诉讼作为一种解决法律问题的现实手段与途径,不可能忽视成本与效率,但强调效力则必然可能牺牲部分程序上的完善性,有侵害被告人权利的风险。诉讼法学始终要着眼于效率价值与公正价值的权衡。法谚云:“无救济则无权利”。根据“三项规程”的有关规定被告人在庭前撤回“排非”申请的,在有新的线索或材料的情况下,可以在庭审中再次提出排除申请。而其他情况,比如,被告人在庭前提出“排非”申请并提供线索、材料,而法官未予受理,在无新线索、材料的情况下,被告人如何救济自身权利,并无规定。目前规范中,庭前会议对“排非”程序的处理较为有限,牵涉被告人权利的事项不多。本文认为,对于被告人权利的救济,可规定:被告人不服处理结果的,应有权申请复议,被告人也可以在一审判决后连同实体问题一并上诉。

那么被告人已经受侵犯的权利如何救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初衷在于,通过对非法取证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甚至追究责任,倒逼侦查人员依法取证,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若是允许控方撤回,容易使非法取证问题不了了之,由此放纵违法取证行为。在赋予法官庭前裁决权的情况下,如果现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取证行为系非法,或者控方的证明无法达到排除合意怀疑的程度,法官应当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并制作相应法律文书,而不应由控方撤回。对于能够确认存在违法取证的侦查人员,应交由相关部门追究纪律责任或违法犯罪责任;对于是否违法存在疑问的,应由监督机关展开调查。

参考文献:

[1]张力. 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规范与完善——以“三项规程”为主要分析对象[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41(01):67-72.

[2]马安枫.论“三项规程”对庭审实质化的推动与不足[J].法制与社会,2019(17):83-84.

[3]叶青.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的处理[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4).

[4]李.庭前会议程序的适用现状与发展完善[J].法学杂志,2014,(6).

[5]王俊娥.论庭前会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J].法学杂志,2015,(12).

 

作者简介:吴众垚2000--男,汉族,江苏徐州,本科,西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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