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印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

作者:张晓晓时间:2021-01-25 11:01:51  来源:视界观  阅读次数:57次 ]

新时期中印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

张晓晓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西青 300384)

摘要上个世纪,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就边界问题的处理,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方针,对处理中印边界问题起到了指导性作用。进入新时期,为顺应新形势,这些方针政策融入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在继承过去的同时还有了新的发展。

关键词:中印边界问题;新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中印边界争端回顾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边界问题一直影响中印关系。今天的中印边界问题中矛盾频发的地区主要在西段、东段。西段主指克什米尔地区东段主要指印控藏南地区以及洞朗地区中印边界争议不仅涉及领土底线问题,而且由于争议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使得两国在协商缓慢进行的同时,大小冲突也在不断发生1954 年4 月, 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个条约并没有涉及边界线问题。但是,后来印度宣称:既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条约,就是默认麦马克洪线是有效的。但中方认为当时没有提出边界问题“是因为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1]”。

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高峰期。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中国同缅甸等其他周边国家的边界划分勘定都是在那一时期。但是与印度之间却不能顺利,这与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不无关系,1961年,印度出台前进政策。这台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对于有争议的领土,印度通过将军队驻扎的方式来达成事实占领。印度这台政策的出炉正值中国国内国际环境紧张之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暗潮涌动。后来中印边界冲突爆发,美苏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印度帮助[2]

回顾过往中印边界问题,可以发现,印度每隔一段时期就在双方边界区域蠢蠢欲动,并且在中国国际环境恶劣时表现尤为激进。进入新时期,由于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以及自身战略需要,印度在双方边界更是异动频繁。近年来,中美关系摩擦不断。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其目的不言而喻,而印度方面将中美关系恶化看作机会,开始谋求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印边界地区开始不太平起来。

 

二、中印边界问题面临的挑战

有印度学者将中印边界问题分为三大首要难题,它们分别是:“领土调整、实控线确认以及西藏问题。”[3]中印在60年代领土谈判之处,对于实控线的确定就有了分歧和争议。印度一直单方面认为中国愿意接受在麦克马洪线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而中国对此表示否认。可以说双方在谈判之初就已经存在巨大的分歧。印度方面希望这样协调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在东段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则撤出1959 年到1960 年的控制区。”[4]就西藏问题来看,印度方面希望西藏地区“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从而变成中印之间“缓冲国”,以此保障印度的边界利益。但是,这一主张显然干涉了中国内政。有这三大阻碍,尽管两国边界谈判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进展十分缓慢。

进入新时期,中印两国关于领土的冲突在增多,引发冲突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国内的政治制约中印边界谈判的进程。第一,双方对处理领土问题的紧要程度的认知上存在偏差。对于中国来说,当下不是解决争端的好时机,为避免产生不利结果,最好是搁置争议。印度学者高塔姆·达斯认为,“作为‘相互让步’一部分的‘放弃’任何领土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4]印度方面近年来频繁地动作似乎表明,印度对及早解决领土问题有着更加迫切的需要。2020年5月,印度方面宣称,将在2022年前计划完成66条边线道路,此举引发了中国的不满和外交抗议。

第二,由于几十年来的冲突,双方都对彼此有着深刻的猜忌和怀疑。中印在历史上并无大规模的战争与冲突。双方独立后,边境问题反而成为了两国冲突的导火索。除此外,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印度中国看作了一个“竞争”对手。对于印度而言,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无疑引起了印度的忌惮。为此,2019年的时候,印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政策。[5]印度希望在贸易上不必过多依赖中国,这其实已经表现了印度的态度。

第三,双方民众的民族主义让妥协难以实现。中印两国近代都曾遭受殖民压迫,因而双方民众对领土问题十分敏感,面对此类问题不会轻易妥协。对于中国民众而言,领土的统一与完整是对外交往的底线问题。虽然中印边界问题由于涉及底线,很容易引起公共关注,产生高涨的民族情绪。而对于印度而言,民族主义情绪显然成为它多次挑起边界争端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国防部长阿伦·贾伊特利(Arun Jaitley)在2017年说:“印度不再时1962年的印度了。”显然1962年败成为引发民族情绪的导火点。

除了国内政治的因素,还有来自国际环境上的外部因素阻碍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显著的就是美国的介入。特朗普上台后提出了“印太战略”,可以看出美国拉拢印度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而对于印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与他自身的大国诉求是相吻合的。印度曾在2013年提出“季风计划”,范围涵盖整个印度洋地区,是一个具有外交和经济功能的区域性计划。如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印度方面也在试图对接,希望借美国之手制衡中国。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中印的边界问题非但难以得到解决,反而有可能成为印度挑起争端,引起国内反华情绪的藉口。

 

  1. 指导思想的延续与调整

    中国曾就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6]的原则,在缅甸、越南、苏联(后为俄罗斯)等进行边界谈判时都严格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边界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尊重历史和现实,对于已经被对方国家事实占领的争议领土,中国愿意考虑到现实,对此做出相等情况的让步。其次,在问题没有得出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中国不会越足雷池,而是尊重彼此,搁置争议。再次,在谈判期间,中国愿意尊重国际法的惯例和准则,并依此划界勘界。

    面临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基本都做到了坚持之前提出的原则中印边界争端爆发之后,毛泽动重新审视了中印的关系,他认识到继续“克制”是不行的,于是决定展开对印自卫反击战。毛泽东在边界问题上的指导思想表现在:首先是明确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在东方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搁置到将来解决边界有争议的地方可以实行“边界不巡逻制度,使双方军队隔离开,有争议的地方, 可以成立联合委员会解决[7] 这些思想都在中国处理与印度边界问题时有所表现。

    在负责处理边界问题勘定划分的时候,周恩来提出:“让步必须是双方的,并且必须以和平协商作为解决领土争端的基本方法。” [8]周恩来在具体的边界政策制定实施上,有这样几个步骤:一、明定未划分区域;二、声明维持现状,并签订协议;三、声明愿意谈判并表明和平谈判的立场;四、不容许对方的武力强占。可以说,周恩来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提供了指导的框架

    1962年边界大规模冲突后,两国直到1976年才恢复互派大使。邓小平提出:“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同时不应该妨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友好交往,以逐渐增进相互了解。”

    可以看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主张亚洲的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自己解决,欧美国家不应当置喙并且对边界问题都持有灵活的态度,即坚持对固有领土毫不退让的态度,又能灵活处事。对于在边界的挑衅行为,他们都采取能尽量避让的态度。一旦触及底线,则毫不退让地采取军事行动。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解决与其他国家边界问题时所总结出的一套原则方针,对于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纷争有者深远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外交理念也有所发展,领导人开始在外交上寻求有所作为,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上,一方面表现为坚持遵循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指导框架。双方以和平为立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谈判,始终是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印边界问题中掺杂的新的因素。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中国对边界问题处理的指导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它从更加宏观性与全局性的角度来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首先要坚守底线,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与安全。领土的安全与完整一直是国对外交往的底线。中印边界谈判虽然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的状态,但对中国来说,却是涉及底线的问题。印度先后在1962年、1967年、1987年等多次在边界挑起冲突,中国最后都给予反击,并将印度驱赶回去。2020年6月,印度加勒万河谷地区引起冲突,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对于印度不断的挑衅,中国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态度也很坚决。

    其次,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上,要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对于中国来说,坚持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交往的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进入新时期以来,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更是对以往政策的升华,亲,即两国之间亲近友好的关系;诚,即两国交往时诚心以待;惠,即两国之间友好合作,互通有无;容,即以开放、包容性面对国家间的不同。在中印边界问题依旧悬而未决,甚至大小摩擦冲突愈加频繁之际,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可以说有者良好的引导作用。

    最后,站在更宏观的全球视角上,中国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实现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协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中印两国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安全合作、经济往来、贸易互惠上都有者巨大的发展前景。目前,两国都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稳定的环境显然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双方应增强在安全上的互信。不仅如此,双方还有共同合作发展的需要。中印不仅地缘相连,在经济上其实也是互补的。印度需要中国的投资,中国需要印度的市场。将印度拉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双方可以在经济互动中增加互信,反过来也可以增强安全的互信。除此外,中印应坚持多边机制下的合作共商、增进沟通,持续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全球中出现的危机与挑战。中印的边界争议虽然不是朝夕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当下两国有着迫切的发展需要,因此,增强互信、加强合作,努力打造中印命运共同体却是当务之急。

     

  2. 中国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大国, 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要。而边界领土问题的处理更需谨慎,处理不当会引发长久的争端。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双方的冲突也几乎没有停止过,中国历任领导人在试图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一系列有成效的实践,发展出有价值的外交理念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些努力对将来问题的解决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在坚守底线,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亲、诚、惠、容”以及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理念,缓和与印度关系,调解双方冲突更要继续站在全球性的视角下,以打造中印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协商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继续推动和发展中印合作关系,最终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参考文献:

[1]康民军.1954年中印协定与中印边界争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回顾[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06:52-63+126.”

[2] 尚劝余.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战争的解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1704:114-118+128.

[3] 邓红英.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谈判的看法与主张[J].南亚研究,2014,04:16-31+153-154.

[4] 邓红英.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谈判的看法与主张[J].南亚研究,2014,04:16-31+153-154.

[5]刘阿利. 印度对华反倾销问题研究[D].贵州财经大学,2017.

[6] 关培凤,胡德坤.新中国边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2010(02):101-104.

[7]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郑经言.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上)[J].南亚研究,2000,01:25-34.

 

作者简介:

张晓晓(1993—),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方向:美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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